布老虎从前是亲属关系交流的媒介，今天变成一种民间工艺品，有的开拓了海外市场，成为国际交流的媒介；年画过去是城乡交流的媒介，现在成为美术馆、美术研究者的收藏品，这些曾经体现社会交往的符号，如今已变成了更大规模的交往符号。

　　北京民协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铁梁等专家学者近日在谈到民俗研究和非遗保护的误区时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普通的“遗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一定“修旧如旧”，而是至今仍在人们生活中不断变化的保护对象。

　　据介绍，像流行于华北地区的“十档花会”，从前是村落之间“挣脸面”的一种民俗活动，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村落拆迁改建，村民住进楼房，不在原有的聚居地生活了，“十档花会”作为民俗展示还会举办，但活动内容发生了改变，比如以前没有女性参与，现在由妇女演奏打击乐，广场舞也纳入进来，如今变成了“十三档花会”。

　　“有一些保护方式，挑出民俗中一部分有审美价值的来保护，但没有看到老百姓的生活整体，生活方式转型、交往模式变迁等。”刘铁梁说，有的保护方式是从民俗中抽出来一部分，让它成为民间工艺，让传承人为“抽出来”的文化活着，“这种抽出来的研究和保护不跟生活和实践的主体、普通老百姓对话，超越了生活，超越了具体地方社会，就变成一种自说自话的超然的文化，这会造成我们忘记生活的整体。”刘铁梁认为，文化跟生活紧密联系，民俗学也好，传统文化研究也好，应该重视生活整体的变化过程，不是个别事物如何对待。要回到生活中考虑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不是保护几个非遗项目就解决了。

　　“抽出来”的思维，造成了研究保护中的一些困惑。北京市东城区非遗中心主任杨建业说，东城区的非遗传承人工作室基本上都在大兴、怀柔。“一些非遗项目属于手工业，由于城市发展需要迁往郊区，离开了原生地。一些项目由于所属地域或单位的人为划分，在保护中引起了纠纷。”杨建业还发现，一些所谓的非遗文创对非遗是一种误导，它从非遗项目中抽走一部分对自身有价值的元素，赚到了钱，好像也有推广的效果，但这种推广对非遗项目本身并没有好处；很多非遗传承人花大量时间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展示、进校园、海外交流，深入研究、打磨传承项目的时间很少，自身技艺并没有提高，影响了非遗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代表的是不断创新着的、变化着的对象，公约没有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固定在遗产的层面上，而是强调了人在这个过程中活的形态的实践，目的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丽说，黎锦是女性纺织技艺，近几年中，不仅女性从事，一些技艺大赛中，男性也参加，这本是违背黎锦传统规则的，但依据男女平等的观念来看是符合当代的创新，“关键是看传承的是什么，保护的是什么”。

　　“在保护措施上可以建立多元联动机制。”在康丽看来，很多项目是跨省保护，比如剪纸就是跨了多个省区市在集体保护，“行政区划不能切割开老百姓的传承空间，在多元联动机制下，可以从保护的互相帮助上去寻找规则。”

　　“我采访过一位布老虎手工艺者，十年前她在小县城摆一个铺面卖布老虎，收入很少，一年只能挣一两万元，这几年她建了3个分厂，每年收入350万元，其中布老虎工艺品可以挣到二三十万元，收入大部分靠的是老虎枕头、老虎鞋、老虎帽。”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马知遥认为，布老虎这项手艺其实是有使用价值的，很多家庭有了小孩，都会给孩子戴老虎帽、穿老虎鞋，这类产品在生活中很受欢迎，尤其是海外华人，对这种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日常用品有强烈的渴望。

　　有的人质疑，市场需求一旦扩大，利用机器批量生产，布老虎就不是手工艺了。马知遥介绍，近年来，一些手工艺者建立了网络销售平台，在网上接受订购，再把订单分派到村里不用务农的妇女手中，手工制作的布老虎依然昂贵，一只80元，手工做不过来的利用机器生产，一批可以生产1000只，一只20元，创下的收入来反哺纯手工制作，作为手工制作者的劳动报酬。这样一方面延续了传统手工艺，一方面改善了手工艺者自身的生活。“保护的同时不要忘了传承人，不能让非遗保护阻碍他们过上幸福生活。批量生产也并不违背保护的目的，民间文化本身就有共享性，在当代，保护不是把技艺私藏起来，而是全面共享，让大家认识它、使用它。”马知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