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微信上时常看到朋友对社会热点、文艺作品持有不同的观点、观念和主张，虽然每天都有新的热点出现，但是争论得再凶，三天以后话题也会转变。实际上，发表出来的观点都不是发布者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对社会、思想理论、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决策的几种主要立场之间互相的交流。”在近日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举办的“第四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上，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作了一场名为“近四十年的中国哲学思绪”的讲座，讲座中他谈到如何把握热点现象背后根源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对于我们思考文艺作品创作的方向，如何激浊扬清，建立更加合理多元的作品评价体系，无疑都很有裨益。

　　“浪花”因思想的流动而跳跃

　　为什么人们重视的事情总是在变，不是由于善变，而是由于底层“思想的河流”的动向。李德顺认为，从哲学角度来看，思潮是思想本身的流动的方向和节奏。社会热点、现象的变化只是思潮流动中激起的浪花，是最敏感最表层的显现。他举例说，近几十年来，参军、高考、留学、经商、从政等多个热门出路轮番登场，热门学科也是风水轮流转，哲学、文学曾经最热门，经济学、外语、社会学、法学、计算机、数字化等专业也都曾经或仍然是热门。学术、文化风格也在变化：追求“土”或“洋”、土洋结合、务实或务虚、雅或俗、奢华或简朴、确切严谨或开放灵活，不同时期的文化风格其现象背后都有深刻的背景。

　　李德顺介绍了把握社会思潮的方法，首先要看“是谁的思想趋势”，即思想的主体是谁，是国家主导的思想动向，还是社会舆论、公众团体或网络上的思潮。其中，普遍的个人的呼声也很有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思想观念、意识情趣在默默地形成思潮、出现新的现象，它们实际的影响很大，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其次，要看“谈论的对象是什么”，人们把注意力关注到什么事情上、哪些事情上升为重点，或者针对同一个对象有哪几种思想倾向很活跃、哪种思潮占主导地位，都代表了一定时期人们思想情绪的特点和方式，可以反映普遍性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以正在崛起的、走向现代化的整个中华民族为主体来看，用最高的哲学理论抽象，总结我们这四十年想了什么、怎么想的，不管细致的具体的多样的现象，对哲学来说不难，但是结论可能比较抽象。”李德顺谈道。

　　探讨价值观要反思主体定位

　　准确把握现象然后进行价值判断是文艺评论的工作，然而面对文艺现象纷至沓来，文艺流派不断更新，稍不小心就会误用局部的表面的价值观念取代核心的价值观念，丧失价值判断的主体担当。李德顺谈到了哲学是从什么角度、何种层面把握价值观念，以及何以能够把诸多具体领域的问题化繁就简：“关于美的理解自古以来在不停地演变，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抽象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但是这些流派根本上还是人类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式追求美。所以，关于人类最终的追求是没有阶级、民族、地域、宗教的差别，都可以挖到最深的根子里，可以有一致的根本价值观。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思维在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被大家普遍自觉和不自觉奉行的价值观有三种类型，功利主义、自由主义、道德主义。”

　　“化繁就简”并不意味着把文艺作品简单化为光秃秃的树干，而是通过从与社会土壤紧密结合的树根的部分考察它根部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价值，进而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方向的社会责任，并且三大价值主张本身有着更为复杂的价值观念进步的社会背景。据李德顺介绍，功利主义是把人们获得的直接利益的满足，作为效果来追求，例如追求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的成功和优势。功利主义的主体是一个抽象的大多数所构成的整体，不同的功利主义就是功利主义的主体不同，也就是为了谁的问题。但是不同事情对不同人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功利主义的缺点是会把功利理解得太窄，甚至限制为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衡量。后起的自由主义对功利主义的摧毁性的批判是，按照大多数人幸福的原则，所导致的最大的恶果是无端地剥夺和侵害少数人的利益，而且历史和现实当中的很多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自由主义实现了一场思想解放，确认了一个新的主体、新的本位即个体、个人。这种权利和权力结构的改变，对约束公权力、限制政府是非常有力的理论根据和思想根基。不过自由主义也有问题，由于抽象地强调个人，许多社会矛盾在此前提下无法解决，产生了许多无法打破的僵局，比如美国政府是否应该补偿印第安人的难题。第三种思潮是道德主义，其主张社会政治的主体既不是抽象的整体也不是个人，而是一定的共同体，共同体以某些美德为价值。李德顺曾问其代表人物迈克尔·桑德尔：共同体主义是指某一个共同体，还是一切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定位在哪？德性主义来自比康德更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其历史进步意义在哪？这两个问题均没有获得康德尔有效的回答。

　　李德顺认为，作为人类思想发展的价值观的成果，三种价值观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存在的，在它们自己的范围内也都是成立的、正确的，不应该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但是要限定它们的范围。三种价值观各有其适用的范围，各有其特定的主体层次，在相应的主体层次的权利和责任范围内，人们可以探索最合适的选择，关键是把每个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明确到位。假如共同体提倡一种道德，应该是自己首先要示范和遵守的道德，而不是唯独命令别人遵守的道德，因为价值是因人而异的，它是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在价值观问题上，如果对主体的前提和定位不做反思和考察就断定某些普遍价值，就叫作价值独断主义。

　　从价值论破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的难题

　　厘清了三种价值观之后，有学员提出如何去认识像张爱玲、周作人这些作家创作的自由和后世评判的高下之间的落差问题。李德顺认为，这涉及到文艺评论标准的问题。李德顺认为，对于事实的描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之间没有差异，而对于评价演员这样演好还是不好，制定表演的规则和尺度的时候产生了分歧：一个是寄托于观众的情感、感觉，另一个是寄托于观众的理性、批判思维。“两种不同的评价尺度，各以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思维的需要的某一方面为根据，所以在他们各自所持有的立场和角度上都是对的，就整个社会来讲也是两边都需要的。他们代表了社会对文学艺术价值追求当中的两种主体角度、两种主体尺度。”李德顺说道。

　　在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中能让两种评价尺度相互融洽呢？李德顺认为，首先要考虑尺度是对谁来说，侧重情感的人就用情感的标准去衡量演员的表演，而侧重理性的人就按照布莱希特体系去发展戏剧。国家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要让两者结合，而不是挑动两者对立。如果所有人都和布莱希特一个理论水平，上戏院看戏像上理论课一样也没意思，如果剧院观众都像疯子似的，见到坏人就可以打死，戏剧也没法再发展。文艺评论要各自知道自己的尺度、价值标准的有效对象和范围，让它在特定的范围内成立，但是也不要让它无限膨胀、否定其它的形式。所以首先是理解和尊重，要看对谁来说，同时也要平衡，社会整体的精神文化才能够保持和繁荣。所以，每一种评价尺度、每一个价值理论体系的主体有自我意识，懂得权利和责任的界限，这一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