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泰姬陵，以其辉煌卓越的建筑风采，被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显然是惊讶于这座建筑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曾经身临其境的欧美达人，情愿借此建立一种不无夸张和自炫的说法：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见过泰姬陵的人和没见过泰姬陵的人。而在我看来，对于见过泰姬陵的人，还可以做另外一种区分：走马观花的抑或“乘美游心”（庄子）的；满足于一饱眼福的抑或钟情于“美的发现”（罗丹）的；一味耽于赞叹的抑或认真开启思索的……如果这样的区分可以成立，那么，梅岱同志无疑属于后者——多年前邂逅泰姬陵，一种超凡脱俗的大美，不但“夺目”，而且“夺心”，以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惟其如此，在以后的岁月里，泰姬陵不仅化作一张名片、一种象征，牵动着作家的印度想象，而且无形中成为“我”研究和追问的一个问题：泰姬陵的美从何而来？缘何而生？它承载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密码？面对这稀世之美，人类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最近，作家将自己这方面的思考与发现写成《忘不了的泰姬陵》（《中国作家》2018年第8期，以下简称《泰姬陵》）一文，赠予读者。于是，我们面前呈现出一座意蕴丰沛，况味深远的泰姬陵。

一

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第五个皇帝沙贾汗为皇后泰姬·玛哈尔修建的陵墓。这座陵墓连接着一段爱情故事——泰姬·玛哈尔貌美如花，多才多艺，深得沙贾汗的宠爱，但不幸在38岁，生下第14个孩子后，病逝于随夫南征的途中。修建泰姬陵是泰姬·玛哈尔的临终遗愿，也是沙贾汗对妻子的缅怀。显然是基于这一背景，在泰姬陵落成后的360多年里，中外作家诗人写到它，大都不离凄楚悲怨的爱情基调，就像泰戈尔把它看成“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相比之下，《泰姬陵》传递出全新的视角与主题。在作家看来：人类历史上的帝王之爱，是不值得歌颂赞美的。无论周幽王与褒姒的烽火戏诸侯，抑或唐玄宗与杨玉环的七夕长生殿，概莫能外。具体到泰姬陵的爱情故事，作家则明确指出：“在莫卧儿王朝的帝王中，沙贾汗本就是最为挥霍无度，奢靡荒淫的。作为权倾天下的一国之君，不惜耗费国家大量人力物力，穷奢极欲，劳民伤财，只为爱妻遗愿，这本该受到世人唾骂的，怎么可以冠以爱情的名义来赞美呢？”

显然，在如何看待和评价帝王爱情的问题上，作家的观点和某些流行说法截然不同。这里，应该看到的是，作家对帝王爱情的否定，是植根于大量历史事实与先进理论资源的。恩格斯有言：“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然而，在帝王主宰一切的古代社会，女性即使贵为后妃，说到底仍是帝王的私产。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本质落差，决定了帝王与后妃之间，很难产生那种除了“相互的爱慕之外，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恩格斯语）的真正爱情，因而也鲜有合乎道德的婚姻。取而代之的是后妃对帝王的屈从、奉迎或献媚，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帝王在异性身上的强暴占有和纵欲无度。楚文王为了得到美丽的息夫人，不惜动用军队，毁灭其国家，拆散其家庭，硬性劫掠。唐玄宗喜欢杨玉环，竟然全不顾对方是自己的儿媳，以致践踏最起码的人伦。至于沙贾汗与泰姬·玛哈尔，尽管收获了动人的爱情传说，但只要想想泰姬·玛哈尔以38岁之身，却一连生下14个孩子，我们便禁不住要问：沙贾汗对她究竟是爱还是欲？而沿着这一思路追索下去，不仅沙贾汗的爱情变得可疑，就连缠绕着泰姬陵的爱情神话，也难免落入一厢情愿的郢书燕说。

然而，在作家心目中，泰姬陵的美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美与爱情无关，它属于泰姬陵本身，属于建筑艺术。而从文本叙述看，作家感知的泰姬陵之美，固然联系着足以赏心悦目的形式要素，如和谐、新颖、精致、富有动感等，但究其根本，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两万多名劳动者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忍受着异化劳动的迫压与伤害，历经艰苦卓绝的劳作，最终创造了人类文明长河中超凡脱俗的大美，此乃何等悲壮的伟力呈显！——这里，作家透过自身的观察与发现，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观点。

二

在充分肯定泰姬陵之美的基础上，作家将艺术视线很自然地投向成就了泰姬陵之美的莫卧儿王朝，开始勘察这个王朝精神气度与泰姬陵之间的关联。这时，泰姬陵之所以成为泰姬陵的诸多原因得以呈现：莫卧儿王朝是印度历史的鼎盛时期，空前强大的国力，为泰姬陵的修建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莫卧儿王朝早期的帝王们，属于外来征服者，他们都希望用宏伟坚固的建筑，来宣示国威和震慑叛逆，修建泰姬陵原本亦带有这方面的考虑；莫卧儿王朝的多位帝王均不乏个人爱好，沙贾汗则尤其喜欢建筑，且多有实践，屡见实绩，因而被称为“印度历史上的建筑狂”。帝王的个人爱好往往具有祸福相依的两重性，“正业”的玩物丧志和“副业”的风生水起，一向并非鲜见。正是在后一意义上，泰姬陵不啻于沙贾汗的纪念碑……

综观作家对莫卧儿王朝与泰姬陵之关系的分析梳理，其中最引人瞩目之处，莫过于当时的执政者以外来者的超脱心态，对印度这样一个多民族、多人种、多教派、多层级的国家，所采取的开明通达的宗教文化政策，它使得包括建筑在内的各类艺术，在一种宽容、平等与共生的氛围中，实现了嫁接、交汇和互补式发展。具体到泰姬陵而言，更是堪称多元艺术的结合体，是异质文化碰撞而成的创新之作。正如作家所指出的：“泰姬陵既有印度艺术雄浑大气的底蕴，又有伊斯兰阿拉伯艺术精柔别致的特色，还有波斯艺术空灵简洁的气韵。”它的某些细部甚至明显带有蒙古和意大利元素。此处，作家明确告诉读者：“生物界提倡远缘杂交，提纯复壮，其实艺术也一样。多元的结合才能创造出更新奇、更有生命力的作品，近亲繁殖的结果是停滞和退化。”要之，泰姬陵的伟大，就在于它融合了多种传统，创新了建筑艺术。

应当看到，作家围绕莫卧儿王朝与泰姬陵之关系所作的文化解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地球果真成了密不可分的村庄。显然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赞赏和共鸣，并必将影响和推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正因为如此，在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不同国家、民族和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彼此借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就显得必不可少，格外重要。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阿克巴、沙贾汗等尽管是封建帝王，但他们在文化发展与建设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开放均等、兼容并包的精神与态度，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而某些二十一世纪的印度政界人士，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土观念出发，对泰姬陵的误读、诋毁乃至封杀，则是完全错误，必须摈弃的。这应当是《泰姬陵》留给读者的又一重启迪。

三

《泰姬陵》立足人类文明生成与发展的高度构建叙事和论析，这决定了作品之于泰姬陵，不但有“前世”的钩沉，而且有“今生”的剪影，即作家在深入发掘其历史意蕴和审美价值的同时，还认真探讨了其“身后”境遇和现实命运。而在后一维度上，作家联系自己国内外见闻所展开的思考与言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泰姬陵的稀世之美收获了广泛赞誉，但也引来了许多山寨式的模仿。模仿包含着热爱、认同和向往，并非全是坏事，但模仿的出路在于创新，在于通过创新发展传统，就此点而言，人类还需要加深认识，努力实践。

第二，人类创造文明，但又破坏文明；人类享受文明的恩泽，但又总是忽视文明的存在，这是一种矛盾，也是一个悖论。这样的矛盾和悖论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商业社会，更多表现为欲望和资本对文化遗迹、人文胜景的强力挤压或过度消费。作家泰姬陵之行所看到的“一边美轮美奂，一边脏乱差”的情景，便是极突出、极典型的例证。而国内一些地方打着文物开发和利用的幌子吸金捞钱，其症结亦在这里。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文化遗产，赓续文明血脉，传承人文精神，便成为现代人必须面对和承担的义务。这当中，全面强化文物保护意识，树立正确的文化发展观，固然是当务之急；而印度考古机构为减少旅游对泰姬陵的损害而提出的控制游客流量和时间的建议，亦值得高度重视，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在文物保护与使用之间，寻找并确立科学的“点”与“度”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庶几是现代人面对文化遗产，兼顾有效保护和合理使用的唯一途径。显然，这样的思考和言说承载着自觉的当下性和问题意识，因而具有从认识到实践的双重意义。

《泰姬陵》视野开阔，气象繁复，意深旨远。与这样的整体风格相呼应，作家在艺术表达上选择和使用了发散性思维与扩展性叙事。即环绕泰姬陵这一中心物象，让笔墨或由此及彼，或从点到面，或远绍近征，或斜出旁逸，作亦今亦古、亦中亦外的夹叙夹议，其纵横摇曳或鞭辟入里之间，不仅多角度、多侧面地绘制出泰姬陵和莫卧儿王朝的风度气韵，而且为作家相关的思考和识见增添了深度和魅力。这也是《泰姬陵》的卓尔不群之处，值得我们观赏和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