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心如刀割，但我还是要说，我正注视着指明我们的国家终将消失的铁证。”

　　这是法国著名统计及人口学家雅克·贝提庸（Jacques Bertillon）在1897年写下的字句。摆在他面前的是刚刚出炉的1896年法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数据显示：在1891、1892及1895年全法死亡人口都超过了出生人口，法国人口的增长即使放在当时的欧洲来看也是异常缓慢的。法国上一次人口普查截止于1891年4月12日，法国本土共有人口3834万，而这次截止于1896年5月29日的最新人口普查显示法国本土共有人口3851万。在五年的时间里仅仅增长了17万人。当时法国女性的平均生育率已经掉到了西欧垫底的2.98，并且在逐年下滑，也难怪贝提庸会悲观地预言法兰西将会在未来消失于这个世界上。法国人口增长的低迷在十九世纪末期几乎成了法国政府和知识界焦虑的中心。就在189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发表后，法国文豪左拉就在《费加罗报》上公开撰文表示人口减少这一悲剧性的议题将会是自己下一部小说的主题。至于法国人为什么对于人口问题这么上心，某种程度上也是因其强邻德国表现得过于强势。同是1896年，德国的平均生育率还在高歌猛进，达到了5.09，甩开法国一个身位。这给法国的精英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以及恐慌。但是让我们把时间快进一百年，进入21世纪的法国与德国可以说完全掉了个：2010年法国的生育率竟然还保持在2.03，此时德国的生育率早已掉到了2.1-2.2的人口迭代线以下，仅有1.39。法国的高生育率也成为了西欧的一个异例，这一现象也被学界被称为“法式例外”（l’exception fran?aise）。主要发达国家中仅有美国的人口结构比法国更为健康。许多国民可能会把法国的高生育率单纯地归结于其庞大的穆斯林人口，但是单纯比较穆斯林人口占比的话，法国的8%和德国的6%相差并不多。由于德国总人口比法国多出一千余万，所以事实上德国的穆斯林总人数跟法国也不相上下，但是生育率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根据一份2008年的研究，第一代移民对法国整体生育率的贡献只是使其上升0.07而已。而法国之所以能够在完成工业化后依旧保持较高的生育率，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构成的。法国的成功经验，对于逐步走向未富先老的我们，也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左拉最终以生育为主题写就的小说《繁殖》（Fécondité）于1899年在《曙光报》上开始连载时的广告，《丰饶》是左拉人生最后一部小说集《四福音书》中的第一部。放在系列的第一位，可见左拉对其的重视

　　初次尝试：惩罚堕胎和德国威胁论双管齐下

　　放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世界，法国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受到人口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威胁的国家。当时，即便是最早完成工业化的英国，十九世纪末期的生育率也维持在3.5-4.5的水平。法国之所以在十九世纪就经历了生育率断崖式下跌，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精英对于马尔萨斯陷阱的笃信，使得他们将人口快速增长视作了负担。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在法国的展开，法国的生产力快速发展。精英们担忧的马尔萨斯灾难并没有到来，辛苦控制人口的努力也成了笑话。同时这也意味着当法国人回过神来想要重新提振生育率的时候，毫无前例可循的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贝提庸组织的“法国人口增长全国联盟”（以下简称人口联盟）也成了当时法国促进生育的中坚力量。但是，因为缺乏经验，人口联盟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取得的成果并不怎么丰硕。1901年时任法国总理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Pierre Waldeck-Rousseau）建立了一个议会外的委员会，专门研究人口减少的原因。但是十年下来，委员会什么建议都无法提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品。关键的转折点在1913年。这一年，德意志帝国议会通过了扩军法案，将德国在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扩张到了83万人，法国政府因此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为了应对德国逐渐开动的战争机器，共和国政府尝试将义务兵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引发了法国政界的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逐渐走向共和国政治舞台中心的就是法国低迷的生育率问题。

　　“我们怎么能容忍法国的男性新生儿数目从1872年的50万下滑到1912年的38万人而与此同时德国的男性新生儿数目从77万上升到100万人呢?”1913年国民议会议员约瑟夫·海茵纳赫（Joseph Reinach）在议会中沉重地说道。

　　同年的七月，共和国政府正式开始给生育了至少三个小孩的家庭给予补助，同时政府对所有孕妇发放财政补助，减免医药费。人口联盟也在这一年成了由总统领导的获得政府补助的社会团结组织。在1914年4月及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提振生育率首次成为了各党派激烈争论的议题。人口联盟在选举造势期间也在全法国散发了150万张描绘两个法国士兵被五个德国士兵攻击的宣传海报，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低生育率对法国来说会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1914由人口联盟散发的传单，开头的粗体印着：“选民们！你们的生命和财产正在被法国人口的减少而威胁着”。下方的图片标题为“二对五”，小字则写着“每当两个未来的法国士兵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在德国会有五个人降生”

　　大概是上帝跟法国人开了个玩笑，就在议会选举结束的三个月后，那场撼动了整个旧大陆的世界大战打响了。四年的战争，阵亡了将近140万正值壮年的法国男性，给法国本就低迷的生育率再带来重重一击。领导法国取得胜利的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不无忧虑地说道：

　　“和约的第一条应该列明法国人必须多生小孩。如果法国人不愿意生育的话，一个人即使在和约中加入任何条款，即使把德国人的枪都拿走，法国也必输无疑，因为到时候就没有法国人了。”

　　克列孟梭将给拥有超过三个儿童的家庭的补助提升到每个小孩200法郎。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本身就是人口联盟的成员，在其任内，法国政府开始给拥有多个小孩的家庭的父亲提供一定量的税金返还。同时，国民议会在1920年以521票同意对5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严厉的反堕胎法案。任何提供堕胎服务的人都会被处以3000法郎的罚款并且伴以最高三年的有期徒刑。即使是散发保护措施或是提供任何类似的信息都有可能面临3000法郎的罚款以及最高半年的有期徒刑。这一严厉的反堕胎法案一直原样持续到了1967年才松动，到1974年才被完全废止。在第三共和国剩下的时间里以及此后傀儡的维希法国政权下，法国政府对抗堕胎的惩罚措施层层加码。到1942年，作为纳粹傀儡的维希法国甚至将堕胎等同于叛国，1943年法国历史上第一例也是唯一一例因执行堕胎手术被判死刑的医生被处决，代表法国政府对生育率病态的追求达到顶点。但是与严厉的反堕胎惩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的生育率都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依旧是在2.2左右的迭代线附近徘徊。随着三十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袭击法国，法国民众对于逐渐走向极端的人口联盟丧失了兴趣。原本福利与反堕胎双管齐下的法国政府也被大量补贴生育的财政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在三十年代大幅削减了此前提供给多子家庭的财政福利，努力可以说是半途而废。人口联盟的会员数量也从1930年顶点的四万人开始逐步下滑。随着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共和国政府尝试鼓励生育的努力也在隆隆炮火中和共和国政府一起灰飞烟灭了。

　　卷土重来：福利政策与社会舆论并举

　　战后百废待兴的法国和西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一波婴儿潮。但是，与邻国德国或意大利等有所不同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法国顽强地保持了贴近迭代线的1.8。而诸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欧国家此时生育率已经断崖式下跌到了1.5、1.3甚至1.1的低位。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与生育率稳定在1.5或以下的其他西欧国家不同，法国的生育率反而开始逆势上扬，并在2010年达到了非常接近迭代线的2.03的历史高点。与二战前的一味打压堕胎以及宣传德国威胁论不同，战后法国之所以能够保持高生育率的关键是政府完备的福利政策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对生育的重视。如果说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法国精英的焦虑促成了二十世纪法国社会整体对于生育的重视，那么战后的共和国政府最重要的措施则是对家庭福利体系的构建。

　　法国与其他西欧国家一样经历了性解放、家庭组织的逐渐松散、初婚初育年龄增长，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市场等社会变化。但是与传统理论相悖的是，这在法国并没有带来生育率的断崖式下滑。虽然自七十年代以来，法国人的结婚率一再下滑，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法国人生育的热情，法国拥有全欧洲最高的非婚生育率。法国国民议会在1972年正式承认非婚生子和婚姻内生子拥有平等的地位，在2005年正式完成了对所有相关法律的修改。根据2016年法国国家统计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当年将近60%的新生儿都是诞生在没有法律婚姻关系的家庭中。因此，下滑的婚姻率并没有给法国的整体生育率带来巨大的影响。自从八十年代以来，法国女性同样越来越多地投身工作及生产。根据2005年的意向研究显示，84%的一胎妈妈进入了劳动市场，80%的二胎妈妈进入了劳动市场。在育有三个孩子的女性群体中，也有63%依旧在劳动市场中。在所有家庭中，仅有男性一人工作的比重只占25%。这有赖于法国政府于1994年开始进行的家庭福利改革。1994年前，从生育第三胎开始，女性可以在因为休产假和育儿假导致离开工作岗位的期间从国家获得津贴。1994年的政府改革将此项津贴扩大到所有生育二胎的女性，到2004年更是将津贴扩展到生育一胎的女性。

　　从战前的共和国政府延续下来的传统则是国家对社会育儿机构的介入以及引导。每年各个民间组织都会与学术界和政府进行关于家庭福利政策的讨论。同时被传承下来的还有政界精英不分左右对家庭以及生育的重视。区别只是在于左派政党要求家庭福利政策更侧重于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而右派政党则更强调家庭福利政策应该广义上地帮助女性生育及培养小孩。根据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国每年花在家庭福利相关的开支占到了GDP的3.6%，冠绝欧盟，甚至超过了一贯以高福利著称的北欧国家。依托庞大的国家资金，法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国家育儿系统。所有法国儿童从3岁到11岁的上课时间是早上8：30到下午4：30。而他们从上午7：00到8：30以及下午4：30到6：00或7：00的时间都可以待在政府提供的养护设施中，方便父母放心地投入工作中。要成为政府养护设施中的老师则必须在高中毕业后继续攻读三年幼师专业并毕业。同时政府也通过补助的方式鼓励私人育儿机构的发展。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法国的家庭福利方针都是鼓励父母中的一方在家中照顾新生儿只到其年满三岁，可以送入幼儿园以及配套养护设置为止。这一套高福利政策可以说为战后法国持续地高生育率，以至于成为学界口中的“法式例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1年欧盟的生育率数据，有浓厚天主教传统以及严苛堕胎法案的爱尔兰以2.05排在第一，而相比依赖传统家庭模式抚养小孩的南欧国家，国家出面建立福利抚养体系的法国的生育率领先了不止一点半点

　　结语

　　对于法国来说，政府提供的完备的福利措施和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法国社会对于生育的重视，共同为进入21世纪的法国继续保持一个健康的生育率以及人口结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战前的法国政府虽然很早就意识到了提高生育率的重要性，并且在社会上形成了重视生育的风气。但是政府过激地打压堕胎，忽略了福利体系的建设，并没有取得很良好的效果。战后的共和国政府选择建立的国家家庭福利体系，与此前在法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对生育的重视结合起来，成功地支撑起了二十世纪后期以及新世纪法国的生育率。当然，法国的这一套福利系统是靠钱砸出来的，对于走向未富先老的我们，似乎没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忘记战后法国政府在面对生育率降低时灵活的手段。包括逐渐切割婚姻与生育之间的联系，保证婚内生子与非婚生子的平等待遇，鼓励父母中的一方脱产三年等等。法国的例子对于我们最大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生育率下降了还是可以被拉起来的，虽然很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它需要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解放思想，逐渐更改陈旧的法律。在我国某些地区，孕妇想要进行医保内的产检还必须要求有结婚证，这就属于不适应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旧制度。总之，生育率下降并不是洪水猛兽，但是要重新拉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绝对不是单纯地开放生育就可以解决的，国家的未来需要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