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对传承人“释义”？所谓“释义”也就是弄清什么是传承人。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性问题。

　　我们都知道传承人的重要。传承人是民间文化的主体。如果哪一项民间文化没了传承人，这项民间文化就消失了。所谓人在艺在，人亡艺绝。当然这里所说的“亡”，不一定都是“人亡”，还有“艺亡（艺术失去固有的精神了）”。所以，民间文化的保护主要是传承人的保护。

　　我想过一个问题：历史上有没有传承人这种称呼？可能没有。相似的称呼是传人、艺人等等。但不管有没有，民间文化都是靠人代代相传的。

　　分外地重视传承人——或者说把传承人叫响了——是我们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是文明转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遗产的概念出现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出现了，传承人的概念出现了。我们认为，传承人是非遗的代表，承上启下的责任人。特别是在民间文化处于濒危的状况下，传承人的意义就分外重要。这个意义是决定性的。

　　我国传承人的认定就是伴随着非遗的认定产生的。2006年先是认定了第一批国家非遗，2007年公布第一批传承人名单。这个过程我都参与了。当时的想法是，每种文化遗产（特别是表演类和工艺类）应设立代表性传承人，有利于发挥这些极具才华与智慧的传人的领军作用，以促进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这也是政府对管理非遗工作的抓手与杠杆。

　　现在国家非遗的传承人已经超过3000人了。

　　但是，现在的保护方式是不是已经很完美？能不能确保传承无忧？学术界的工作是用科学的态度来检验。那么我们也必需回到原点——对“传承人”进行再思考。

　　首先，人类的非遗保护时间很晚。日韩最早，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欧洲一些国家到今天还没有。比如芬兰是现在只有口头文学一种。我国非遗是比较全面的，分为十个种类。人类的非遗公约直到2003年才确定，至今才15年。我们的非遗名录是与联合国配套的，我们的“代表性传承人”学习了日韩的“人间国宝”的制度。但我们的体量太大。然而，我们现在这种“批量化”认定是否严谨还有待于研讨。此外，对传统村落的认定也是如此。批量化难免粗鄙化。

　　必须明确，这种方式是政府保护方式。由于政府保护要从管理出发，所以必须立项。名录就是项目化的产物。政府的非遗与学术界的民间文化，看上去是同一个概念，但是又不尽相同。从学界看，一个地域的文化是一个整体，如果项目化了，就会把文化的整体肢解开来。

　　说到传承人，我很欣赏“自然传人”这个概念。历史上传承是自然而然的代代相传。传人不是一种身份，而且也不会是一个人。一个地方一种民间文化或艺术的传人可能很多。如果确定了其中某一位为“代表”，就会把政府支持的重点都放在一个人身上，问题就出来了。它会使一种文化归结到一个人身上，命悬一线，无形中使民间文化变得脆弱。原本的传承生态与活力受到人为的约束。这种负面问题的出现，是否与我们对传承人的认识有关？原本我想把这个问题拿到巴黎的教科文组织去讲。

　　从学界的角度看，传承人认定是一把双刃剑，利弊都有，在这两难中，如何解决呢？学界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必须清醒。

　　再一个是市场思维影响着传承人，包括传承的目的与内涵。在市场和旅游的驱动下，在消费主义肆虐的大潮流中，文化的产业化、旅游化、商品化，以及传承人的职业化、功利化，正在扭曲传承的目的与遗产的本质。这给政府的管理提出严峻的挑战。

　　还有一个更紧迫的问题节节进逼，就是国家非遗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老化。前几批传承人多是老一辈自然传人，具有原生性。那么下一代的传承人的认定标准又是什么？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要回到原点，遗产的原点，保护的原点，学术的原点，再一次研讨、界定、确认传承人的概念，以便我们更明确自己的科学立场、准则与责任。比如对于民间文化，我们是否更应把视野投射到文化的整体，对于传承人，不只关注于“代表性传承人”？只有坚守科学，才能更好地保护遗产，真正地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