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白寿彝的《中国通史》、曹雪芹的《红楼梦》这样的作品说明了，各民族都能做出贡献，各民族之间没有高下之分，没有大小之分，没有多数与少数之分，每个民族的文明的价值都是独有的，都是不可取代的，都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每一颗石榴籽才可以平等地、和谐地、紧紧地抱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命运的共同体。要看到民族文艺评论的重要意义，加强民族文艺评论，重新认识自己的地位、作用、担当，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谈道。10月23日至28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主办的“全国民族文艺评论人才培训班”在新疆举行，有道是时运之开新，常有期于文运之开新”，授课专家紧紧围绕民族文艺评论的重要作用，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讲解。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刘琼谈到，文艺评论判断一个作品成功与否的一个基本标准是：作品是否写活了、写饱满了一个人。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然要写到人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内部条件包括情感、性别、受教育水平、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背景等，外部条件包括历史环境、自然地理环境等。

　　作为内部条件的民族和外部条件的地理环境是文学书写无法忽视的要素，人们也经常借助这两个方面去分析作品的独特面貌和创作背景。以往评论作品时通常把民族和共同的地域因素绑定在一起，即强调共同的地域因素对民族造成的影响，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待厘清。实际上许多民族并不具备共同地域的特征，经济社会生活处于相差悬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求是》杂志社原总编室副主任白建春提到，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根据新世纪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从12个方面对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做了总结和归纳，其中第一条这样表述民族概念：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白建春认为，这样一个民族概念完全符合我国民族的实际状况，也符合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基本特征，为我们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开辟了道路。白建春提到，有学者研究指出，民族是西方传来的概念，语言、地域、历史、血缘等因素都不能最终决定民族之形成，民族是以政治权力之获得为基本根据，民族之形成的根本理由是因为特定集团成员的意志。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它的缔造、巩固与发展，正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刘琼认为，民族的形成是历史过程，包含着后来的指认的内容。“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民族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面。”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民族的血缘关系减弱，某一地理环境中的地域联系增强，地域因素对于民族文艺评论来说始终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评论要素。刘琼依照钱穆的中国文化“展脱”的观点来理解地域的概念：随着文化不断地“展脱”，从一个狭小的地带的文化辐射发展到一个广大的地带，新疆土与旧疆土连成一片文化区域。所以，中国文化是统一的、整全性比较强的文化。这使得我们从一种地域文化去到另一种地域文化中不会感到不适应，也不会出现那种新生的文化与原先的文化断了联系的现象。所以当我们看到独特性时，更应该看到其融通性。而从某个地域自身的文化构成来看，强弱取决于它本身的多样性，“文学的肥料包括理论资源、理论传统在内的各种精神资源、人文资源。如果一个地方只有单一的成分结构，那么它培养出来果实的丰富性就不够，后续就会有断掉的可能性。”刘琼谈道。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地域因素逐渐淡化，却始终存在中心和非版图意义上的边地之间有差距的关系。古代的边塞诗和离散诗抒发了许多被放逐、异质感的情感，刘琼认为，边地文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特殊的作用。因为“没有一个群体、没有一个人愿意被忽视，他要表达自己和记录自己，表达人群的需要，所以有巨大的文学张力在里面，许多经典作品都是这样诞生的。”并且，文化在不断地交流，同质化的企图和异质化的力量之间不断地有决裂的、角逐的过程，这种角逐会推动文化的交流、发展。

　　民族文艺评论不光涉及如何理解民族概念、看待地域差异，还牵涉到其它方面不同的观念。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指出存在一种“被全球化”的倾向，他认为，西方把自己的价值观、模式、文化推广到全世界，所以它变成了“世界”，如果我们把西方制度视为普世的制度，把西方的观念、规则视为我们要接轨的世界规则，我们的行动就会受到影响。刘琼认为，写作不应该是完全被动性的，应该是有价值诉求的自主状态，要把个体和个别的经验放在一个整体性的思路里面来进行说明，处理好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与个别性的关系。要用发展的、科学的、开放的、包容的历史观念来认识问题和碰到的经验，用哲学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叙述。

　　民族观涉及对历史的认识和认同。白建春通过对历史进行梳理和对叙述历史的方式进行辨析，认为神话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前提，身份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标志，国家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的结果。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想要找到自己唯一的血缘祖先都是不可能的。所谓生物学意义上的“露西奶奶”，不过是一种基于单性繁殖的假想。中华民族的一体主要不是种族血缘的一体，而是文化的一体，所以炎黄五帝被称为“人文始祖”，重点是“人文”二字。

　　“那么是不是说，只要有了理论和思想的认知就会有相应的文艺创作及其批评，有了这样一种民族观，就有了民族文艺及其批评的相应成就？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白建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文艺的特质及其规律决定了对于民族文艺创作及其批评的本质规定，文艺的价值取决于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

　　白建春指出，正是由于误会了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文艺创作和批评中存在着不少认识误区，他说：“‘历史’被降解为作家及其作品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美学’被窄化为对艺术的外观要求，‘历史与美学的观点’也就蜕变为社会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问题。仅仅把‘美学观点’理解为‘关于艺术的观点’‘对于作品形式方面的要求’或者‘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等等，这不但曲解了这一观点的本意，同时也否认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和它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

　　白建春认为，要说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说明“美学”和“历史”本身。美学的标准，就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和社会完美为指向的感情和感受的标准。而不仅仅是美不美，好看不好看，漂亮不漂亮的标准。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人类最高的审美理想。如果说美学指向情感、感性以及艺术的本质特征，那么历史则是其核心所在，即人的本体。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基于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标尺和指向。

　　在美学之外讲究艺术作品外观的观赏性，仲呈祥对此观点也予以驳斥。他认为，艺术品应该靠自己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去吸引感染受众。从哲学思维上来讲，思想性、艺术性属于创作美学范畴，是创作者的事，而观赏性属于接受美学范畴，属于接受者的接受效应。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不是在同一逻辑起点上的概念，思想性、艺术性是艺术品自身的品格，而观赏性是接受者的效果。所以观赏性是因人制宜的，也是会因时而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观赏性作为标准，很可能会导致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