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南翔从事小说创作40年。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作家，南翔始终“不媚俗，不媚雅，追求一种烛照良心的、内视的、内省的写作”。正因如此，他的小说多能做到雅俗共赏，在看似活泼的表层底下，蕴涵着深刻的思想维度。近年来，南翔的创作势头越来越好，作品内容大多围绕历史、底层及生态三个维度展开。与此同时，南翔还在小说艺术上孜孜追索着多维旨趣，力求题材广泛、视野开阔，异域题材的中篇新作《洛杉矶的蓝花楹》即是如此。

　　小说讲述了来自中国深圳大学的女教授向老师，独自带着幼子不远万里赴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机缘巧合中，邂逅了一位美国货车司机洛斯尔。同为离异的两人，因一次汽车擦碰事故相识，进而在频密的交往中擦碰出爱情火花，最终演绎了一场令人唏嘘的洛杉矶之恋。在南翔看来，“文学需要表现不同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上的人的面貌与个性”，“让不同的人文、情感乃至思想碰撞、交流与对望”，既是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也是其价值所在。为了让作品更好看也更深邃，南翔选择了以两性的情感以及养育儿女的情感差异来洞察和呈现。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因此种差异性，向老师和洛斯尔从相互爱慕、相互依恋，再到相互隔膜、相互争吵，继而渐行渐远。小说故事丰饶，情节跌宕，哀而不伤，细而不腻，读之令人扼腕。

　　表面上看，向老师和洛斯尔的爱情悲剧源于两人的身份差异，究其实际，是横亘于两人间的文化差异导致了两人的分道扬镳。尽管洛斯尔能讲中文、有一半中国血统，但生活及其教育背景的迥异所带来的强大的文化差异，令他与纯正的向老师之间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道鸿沟与生俱来，难以消弭。这种差异性甚至无处不在：譬如，关于饮食，中餐讲究中饭吃饱，美国家庭却多半集中在晚餐较显丰盛；关于职业选择，在美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十分正常，在中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关于婚姻，美国家庭如洛斯尔即使已经离异，和前妻却没有反目，在孩子面前既不会掩饰婚姻失败的结局，也不会掩饰另觅新欢的事实，中国家庭如向老师即使离婚了，也要在孩子面前百般遮掩，甚至离婚不离家，美其名曰“为了孩子”，如果恰巧又碰到了她中意的男人，要么拒绝，要么偷偷摸摸；关于孩子的教育，美国孩子都很自立，而且自立得比中国孩子早，中国人则都望子成龙，“孩子在中国读书又苦又累，就想到美国来，带孩子到美国来，可是，中国妈妈还是望子成龙”，视孩子为一切，直接成了向老师和洛斯尔感情破裂的导火索：当儿子在学校体育活动受了伤，一贯和颜悦色的向老师就一直怀疑是陷害，并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因为洛斯尔好心设计的道歉信与赔偿变得怒不可遏、面目狰狞，将洛斯尔看成加勒比海盗，骂他们父女俩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无恶不作，以至于洛斯尔不得不感叹，“你们太强调差异性了……”歇斯底里的向老师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超出了洛斯尔的想象与接受范围，她不但抢走他的手机，还将他们之间的通话删除干净，然后将它扔到床底。就在那一瞬间，洛斯尔此前对向老师的了解、信任和寄托都被击得粉碎。于是，这个细致而温情的中年男人“毅然转身，跑步消失在林荫道的尽头”。

　　与《老兵》《绿皮车》《哭泣的白鹳》等作品选取历史、底层或生态视角不同的是，《洛杉矶的蓝花楹》另辟蹊径，将关注目光聚焦于一对异国他乡的恋人。对于这一异域题材，亦可视为“异乡人”视角。在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看来，“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s）”。事实上，或许是从江西移民到深圳这一地域变化的缘故，同样作为异乡人的南翔，对异乡人的书写贯穿于其整个小说创作生涯。从早期的《海南的大陆女人》到后来的《东半球·西半球》再到今天异域题材的《洛杉矶的蓝花楹》，异乡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始终是南翔笔墨的一个着力点。譬如，《海南的大陆女人》顾名思义，讲述了一群南下追梦却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大陆人（包括女人）的故事；《东半球·西半球》状写的是新移民家庭的悲欢，反映出新移民生活的两难处境。在学者陈墨看来，“南翔的小说起于凡俗的写实而终于传奇式的逆转结局，表面上是人生的卑琐的生态和心态，骨子里则透着深深的苍凉和悲慨”，这种卑琐或苍凉，不仅属于小说中的人物及其人生，“而同样也属于小说中与小说外的我们的民族和时代。”无论是《海南的大陆女人》中的女人们，还是《东半球·西半球》中的裘彬彬们，抑或是《洛杉矶的蓝花楹》中的向老师们，其人生无一不有着令人担虑的生态与心态，其命运无一不透着深深的苍凉和悲慨，而隐藏其间的，则是一个民族和时代的忧伤表情。加缪的《局外人》如是说：“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然而在《洛杉矶的蓝花楹》里的向老师那儿，这么多年，一个早已分崩离析的家庭，为了孩子克制、忍耐、负重，戴着假面跳舞。向老师的教授职称在学校文科组评审，尽管她的工作量、论文数量及发表的刊物档次，包括论著与获奖，都把小她三岁的同事甩了三条街，却因少一个国家级课题而以一票之差惜败……凡此种种，无不折射出令人玩味的民族与时代之殇。

　　异乡人的生存状态是漂泊的，精神状态是孤独的。女主人公向老师的性格就像小说结尾扑面而来的蓝花楹，庄严而又轻佻、明亮而又暧昧、坚硬而又柔软，然而，孤独却如影随形。于是，当自信、天真的洛斯尔宛如一根火柴，点燃了她对缠绵与丰富生活的憧憬时，一脉潜流在她的“灵与肉之间涌动、滋蔓与充盈”。不过，“这令她欣喜，也令她惶惑”。一方面，她很享受洛斯尔带给她爱的滋养，不后悔情感与身体的轻易沦陷；另一方面，她内心更多的是深深的自省：“怎么就没有把持住，怎么就那样了呢？！”自省的背后，是异乡人的无处归心。对此，向老师将其归结为太久的独处所致，我以为这即是异乡人无处归心的症结所在。

　　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理想与现实，到底哪个来得更加实在，更加重要？对向老师而言，无疑是前者。然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向老师固然有着很多关于生活的美好设想，但面对现实中个人与家庭、身体与心灵的进退失据时，她又表现出无比的焦虑与彷徨。所以，身为异乡人的她，有时候活得很虚假，很矫情，其实也很缺乏尊严。据说，蓝花楹的花语为“在绝望中等待爱情”，洛斯尔在离开向老师后说，“心灵的距离往往比空间的距离更加遥远”，那么，待到洛杉矶的蓝花楹开得浪漫而热烈的时候，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向老师，将要魂归何处？又究竟能否得到心灵的归属？答案在风中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