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要深入社会、深入生活，创作的主观性必须和社会发展的节奏同步起来，否则单凭自己的判断，仅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就像一个挖井的人掉到了井里，看到的只有碗口大的天空。我们的作家不能坐在井底，而是要站在高山上，俯瞰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近日，在《文艺报》举办的“回首40年，放歌新时代——散文、报告文学、民族文学论坛”上，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强调报告文学作家在新时代的使命，引发与会专家对改革开放40年散文、报告文学、民族文学发展状况的深入研讨。

　　散文：兼顾“自由”与“深刻”

　　“散文包括文学的各个要素，最讲究主体性，最能够直接抒发感情、表明心迹。改革开放40年的主旋律是革故立新、开拓奋进，40年散文创作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的表达’。”《光明日报》编审彭程从文体价值出发，强调散文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的意义，“自然、社会、历史、现实，都市、田园、亲情、爱情，宏大叙事、日常描写……总之，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思维的深处、人性的幽微处，所有这一切，散文都可以给予充分的表达。”

　　梳理40年散文发展的脉络时，《中国社会科学》编审王兆胜认为，过去的40年里，散文作为一个特殊的文体，在“创新与继承”这个大命题下，承担的主要职能是“继承”，“改革开放40年以来，小说、诗歌学习西方现代派手法，不断进行形式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继承传统方面却有所缺失。而40年的散文创作中，作家们放下技巧的包袱，朴实地书写人伦、情感，仍然和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因此，如果在40年散文创作中增加一个‘继承’的衡量标准，很多看似平淡、实则深入生活内里的作品，会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

　　王兆胜指出，强调“继承”，并不是说“创新”就不重要，相反，40年的散文创作也关注现代性主题，取得了不少突破，“近年来，很多作品巧妙地借助‘悟’表达现代化的诉求，或是用传统文化的‘格物致知’解构当下的生活，或是用后现代手法重新阐释传统文化，产生了新奇的审美效果。中国传统散文相对来说比较刻板，有种‘板着脸’的感觉，但40年的散文创作中融入了不少‘传奇’色彩，产生了更多自由、风趣、飘逸的表达。”

　　总的来说，40年的散文创作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正如王兆胜所说，今天的散文还有一些局限，“首先是碎片化的写作，没有提纯、凝练，没有更多的思考，作品多而精品少；另一方面缺乏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对社会重大转型的把握，这就需要作家对时代、社会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报告文学：为时代注入热血

　　“报告文学具有多重价值，既有文学的、史志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价值，还有一种很独特的、其他文体难以媲美的，即‘介入社会生活’的价值。”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认为，报告文学的价值远远超越了文学自身，评价报告文学时，要注重其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结合。李朝全认为，40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人民立场，报告文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塑造的都是“精彩中国人”的形象；报告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讲的是精彩的“中国故事”，聚焦重要工程、重大事件，如青藏铁路、高速铁路、港珠澳大桥，还有中国航天、“蛟龙号”、三峡工程等；报告文学不仅关注社会热点，也关注社会痛点，40年里为揭示贫困、环境问题贡献了大量作品，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凡国家遇难之际，报告文学作家总会冲到第一线，彰显了深刻的民生情怀。

　　正如李朝全所说，“大量报告文学是历史书写，今天的报告文学作家掌握了大量的新资料、新文献，并在作品中将它们展现了出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抗战文学’大爆发，很多作品都采取新的视角，作出了新的诠释。此外，报告文学还特别关注国际题材，近期比较热门的如《红海行动》《也门撤侨》，还有人写当年的伊拉克战争、‘沙漠风暴’行动，都立足于国际视野，然后再回到‘人’，回归人心、人性、人情、人道，关注世界上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面向全人类进行书写。”

　　综合40年报告文学创作成就，《当代》主编孔令燕认为，报告文学所具有的历史书写、史诗的价值，是其他文体所不能替代的，“其他的文学形式显得更唯美、更个人、更情感化，但报告文学宏大的主题和叙事，是具有大时代特征的。我小时候读《唐山大地震》，书写民族的灾难，那么悲壮，却又饱含力量。总之，报告文学为我们的时代注入了热血，对于‘中国脊梁’的塑造更是功不可没。”

　　民族文学：讲好民族生活新故事

　　“今天的民族文学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把它称作‘民族文学的再出发’。民族文学作家要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时代观点，审视我们的民族生活，捕捉新变化。”中国作协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景宜指出，民族文学创作要立足新时代，讲好民族生活的新故事，“新故事从哪里来？20年前我在广州三元里，碰见少数民族进城，他们卖草药、卖烤肉、摆摊子，引得城管来追。我跟踪了其中一个维吾尔族家庭，20年后，看到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这成了我的作品《都是一家人》的素材，它是真实的，也是崭新的。”

　　孔令燕认为，新时代的民族文学已经打破了早期民俗化、猎奇化的套路，将少数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发展变迁结合在一起，“民族文学的小说创作，从阿来的《尘埃落定》到阿拉提·阿斯木的《时间悄悄的嘴脸》，变化非常大。《时间悄悄的嘴脸》写维吾尔族，不是特地写给别人看的维吾尔族，而是无比真实、真切的、具有时代感的维吾尔族的生活。他描写那个时代做玉器的商人如何生存生活，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结合40年民族文学的整体创作成就，中国作协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赵晏彪认为，“近年来民族文学创作成就最大的是诗歌和散文。诗歌以吉狄马加为代表，走向国际、走向世界，这是40年民族文学最大的亮点。其次，民族文学散文创作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区别于汉族作家的表达，写出了紧贴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带着泥土芬芳的文字，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作品。”

　　“现在，我们的散文和小说离生活越来越远，都缩在书斋里，而一些民族作家生活在大山、蒙古包、高寒地区，他们的作品对生活的把握反而更灵动、鲜活，既能钻进生活里去，也能钻出来。反观我们现在的创作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走马观花’，去体验生活，结果‘三日游’之后就回来了；另一个是‘挖不深、吃不透’，真住过去了，住了两三年，吃喝已经很好了，文章却变差劲了。对这两个问题要向柳青学习，你既要‘进得去’，还要‘出得来’，既要对一方山水、一方山水的人民有深入的了解，还要有提炼升华的能力。”赵晏彪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