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018年、 2020年、 2035年、 2050年，中国舞蹈要解决什么？要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

　　作为新中国舞蹈事业发展历程的一位见证人，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吕艺生在2017年12月23日中国舞协、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展基金会在上海举办的“舞典华章——2017中国舞蹈高峰论坛”上激动地说：“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得明白！”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舞蹈发展到目前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存在的问题越来越清晰，值得肯定的也越来越清晰。中国舞蹈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如何把它说清楚，如何把中国舞蹈这个故事讲明白，让听的人都能听得懂，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回顾2017年中国舞蹈的发展态势，与会专家学者或喜或忧。

　　中国舞剧之“喜”：一年七八个脚印地前行

　　中国舞剧在2014年至2017年4年间迎来“井喷式”发展，如《沙湾往事》《八女投江》《青衣》《西施》《朱鹮》《家》《桃花源记》……这背后有赖于国家艺术基金的强力助推。国家艺术基金4年内资助69部舞剧，这些舞剧形象塑造特立独行、舞剧编导独辟蹊径，让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于平对中国舞剧的未来充满信心。“应该说，每年能有七八部留有较深印象的舞剧，其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创作现实。因为在资讯高度发达、人们选择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的舞剧创作毕竟还在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七八个脚印地前行。”

　　从中国舞剧叙事来看，于平认为，中国舞剧多年来主要是学习前苏联，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遗憾的是，“交响编舞”理念一直只是被当作纯粹的技法，而没有被视为舞剧表现当代题材的一种伴随物。而今，中国舞剧在方法探索上更注重“结构”探索，呈现为极其自如的“自由时空”。在这种极其自如的“自由时空”中，“隐喻叙事”的理念有了特别的意义。从中国舞剧选材来看，《舞蹈》杂志执行副主编张萍认为，中国舞剧存在编导集体开始回归传统文化的现象，但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阐发是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舞蹈建设呢？如果以传统文化作为选材，输出的不是中华美学精神，那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中国舞剧创作。

　　舞蹈编创之“忧”：人才培养出问题了

　　“我们的舞蹈，主题鲜明，结构完整，人物突出，技巧高超，舞美服装华丽。”在细数中国舞蹈的优势之后，吕艺生再次将话题转向长期以来舞蹈界一直存在的“千篇一律、千舞一面”问题。这样的“模仿抄袭”是怎么造成的呢？为什么舞蹈界“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非常典型？吕艺生认为，首先是教育出了问题。“我们培养编导就是一个模式，号称技法，这完全是违背规律的。本科四年就学习一件事——技法，何谈思想精深？”其次，舞蹈比赛对创作的引导，难辞其咎。最典型的是，舞蹈比赛的标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就没有改变过，更没有具体化。不管是对时间、结构还是人物的要求，都是一样的，怎么能不千篇一律呢？他呼吁：“比赛内容能不能多样一点？”

　　在现代舞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舞研所所长欧建平感到非常忧心，由于各类基金对于舞蹈艺术创作的支持，年轻人的创作平台越来越多，积极性也很高。然而，年轻人的舞蹈创作借用西方现代编舞技巧，例如即兴编舞、纯舞蹈等概念做了很多作品，普遍存在“把传统的舞蹈标准化语言完全抛弃”的问题。“舞蹈和语言有相似性，语言的交流，需要共同的语音、语汇和语法，舞蹈如果只是在舞台上乱蹦乱跳，没有任何美感，不知道表达什么，那是无效传播。”

　　舞蹈编创需要深入生活，这是人才培养之根本，也是人才培养之亟须。上海舞协主席辛丽丽讲到，上海芭蕾舞团排演《简爱》《长恨歌》《花样年华》等作品，有很多外国导演加入，这些外国导演很努力地去寻找上海人的生活气息。舞蹈编导只有真诚地对待自己的艺术，看着观众对话，而不是照着镜子对话，才能创作出当代的经典，作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湖南省歌舞剧院董事长杨霞目睹了年轻编导的胡编乱造、照搬电视剧情节、无意图地试动作等现象，直言“感觉特别恐怖”。她说，好的作品，哪个不是从生活中挖掘出来的？舞蹈编导要走心，要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作品。

　　中国古典舞之“真伪”与民间舞的“消失”

　　中国的古典舞究竟是什么？在世界范围内古典舞的文化性质被定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中国舞蹈界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中国古典舞的美学样态越来越清晰，与之相关的争议却没有停息。上海戏剧学院舞蹈研究院院长刘青弋认为， 60年来中国舞蹈家“以古典舞的名义”所做的历史贡献是抹杀不了的。李正一、唐满城、孙颖等古典舞重建工程领军人物，他们所建构的那些来自中国传统舞蹈的经典的舞姿和动态，好比语言体系中的语素和语汇，而非语言体系。但是，“当我们将一个大文化的概念转译为演艺舞蹈狭义的类型时，就不仅抹去了历史，亦忽视了古典舞蹈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职能”。她认为，“中国古典舞由当代创造”论，以保护传统的限制阻碍了当代舞蹈的自由创新，亦以当代舞蹈的自由创造妨碍了古典舞蹈博物馆的建成。“中国古典舞由当代创造”论应该就此终结，舞蹈高等院校对古典舞蹈文化研究和保护应该进入应有的轨道，并承担起国家文化建设和科教兴国的重任。

　　一样是对祖先身体文化的传承，“民间舞”在国内的发展让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郑慧慧感慨道：“自娱性的民俗舞蹈，被体育界拿走了。”中国的民间舞从1946年开始走向舞台，发展成五彩缤纷的民族舞蹈艺术。随着非遗保护的深入开展，新挖掘出来的民间舞越来越丰富。可是，郑慧慧强调，戴爱莲先生提倡“人人跳”，是要挖掘能够给人人跳的民间舞蹈，而现在被理解成“人人都能跳的舞蹈”。只有理清楚概念，才能把群众性舞蹈推向更好的方向，让中国的舞蹈文化真正有继承和发展。自娱性民间舞的发展，不仅关系到非遗的传承，还关系到民间文化的发展，关系到弘扬民族文化自信。

　　院团人才断崖式断档，舞蹈生态需要“清清水”

　　国有文艺院团改革至今，各院团都在困难中坚守、摸索、突围。“人才问题、资金问题、管理问题等方方面面，对整个舞蹈界来说都是重大的课题。”上海歌舞团团长陈飞华表示，文艺院团的发展远没有迎来春天般的灿烂，还有很多非常严寒的方面需要去突破。上海歌舞团尝试用一部部作品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对作品的艺术风格有比较明确的方向性定位。对于其他地方文艺院团来说，人才的“断崖式断档”却是最严重的问题。但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确立并巩固发展自身的特色，成为各院团的“救命稻草”。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董事长彭飞表示，蒙古族的舞蹈形式绚烂多姿，不同的舞蹈形式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音乐服饰等都能产生独具特色的化学反应，可以排练组合成风格各异的蒙古族舞蹈作品。延边歌舞团团长金辉提供了在非遗选材上的挖掘、提炼经验，如把“顶水罐”改编成舞蹈《泉》，将悠久的长鼓舞进行再创新，改编为《长鼓行》。

　　作为文艺院团的代表演员，上海歌舞团舞剧《朱鹮》的扮演者朱洁静有感于“自己三年似乎就跳了一个舞蹈——《朱鹮》”，她谈到最初的厌烦到妥协，到坚持，到感受到一种使命感和大情怀。面对身边的各种诱惑，她的内心更多的不是挣扎，而是责任感。那些看似“百花齐放”的舞蹈培训，“各种开班，各种资质，都活得很好，但其实妨碍中国舞蹈向更高端、更专业的舞蹈生态发展”。她期望，中国舞蹈界能够“清清水、把把关”，让老百姓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好的舞蹈教练。

　　尽管有以上诸多问题存在，中国舞蹈的发展正如中国舞协主席冯双白所说：“正是我们每一位舞界同仁的个体生命，共同构筑着新中国舞蹈艺术的斑斓图景，其之所以波澜壮阔恰恰是舞蹈界的悠悠之众以其默默之德，汇滴水成江海，积跬步成千里。”冯双白认为，中国专业舞蹈艺术的真正未来，在于舞蹈美育的发展。没有真正的舞蹈美育，就没有全民族舞蹈素养的提高，就没有中国新时代前进当中中国舞蹈真正独有的、有自尊的定位。“所以，文化自信、文化自尊，舞蹈自信、舞蹈自尊，建立在我们深刻的反思基础上，建立在对问题的敏锐捕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