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作品是走进一个作家内心世界的最好方式。深入地了解作家安黎，是从他的散文集《耳旁的风》开始的。这部散文集记录生活、感怀世事、抒发情怀，有着很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安黎的历史文化散文，深度挖掘着人类与文明的互生关系：人的过去由记忆承载，时间的过去以历史来书写，人是历史的主体和唯一的参与者。所以，安黎在写历史，更是在写人。

　　对历史的态度便是对人事的态度。安黎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谦恭的，以宽宥和包容的视角来梳理逝去的人事，故此，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便有了超然的文化视觉。他的这类散文，通过当下某个生活瞬间或截面，来与历史呼应，从而达到或教化人心或指引方向的作用，其落脚点只有一处，那就是劝导人人都做尧舜——这些构成了安黎历史文化散文的思想基础。

　　如何把大道理讲出来，并让人理解、接纳，最后在心性层面固化为行为向导，言说者的方法至关重要。安黎这类散文的涵盖很广，但核心却是儒学的济世思想。它越过读者的审美经验，直抵人的内心，培植仁义善根，对作家而言，很有可能出力不讨好。但走进安黎的历史文化散文后，原有的顾虑便很快得以消除。比如《关垭子》，通过辨析秦楚文化异同、阐释计谋与智慧的界限，得出施行仁政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办法，通篇闪耀着美善的光芒。《历史的物证》是写西安城墙的，伴随朝代更迭的战火屠戮，安黎掩面痛惜那些战争中的累累白骨，此刻，他笔下城墙的历史象征、不同朝代的统治格局等大命题，在人性关爱的触动下，足以引发读者的深邃思考。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安黎历史文化散文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言为心声。作家本人有一股强大的正气，并在作品中充溢着，故此，他的这类散文自然就打上了道义的印记。二是公正的历史观。安黎笔下的历史事件是客观的，这些历史事件经过他思想的过滤，有着鲜明的指向，具备了丰沛的人文品格。三是典雅的表达。他的散文有股浓浓的书卷气，行文典雅，叙事绵密，历史典故结合当下的世态人际，很有趣味性，读来既愉悦又深刻。

　　历史文化散文成就了安黎作品的“大”，这个“大”是站位，也是视野。安黎的历史文化散文以美的方式，让人们认识历史、品味文化、学习道义，在人心构建理想的社会生态与人际人伦，这是安黎散文的文化内涵之所在。

　　安黎散文也有多样性的一面。在散文集《耳旁的风》中，除了历史文化散文外，还有大量的美文小品，这类文章着眼点很小，甚至显得很琐碎，大多是对日常生活事件的感悟，或是对平凡人物的写意，没有了历史文化散文的波澜壮阔与荣辱浮沉。然而，那种呼唤正气、引导人向善的初衷，却一以贯之，同样具有深厚的文学气象——这是优秀作家创作稳定性，并形成独特创作风格的体现。安黎的这类散文从生活出发，既讴歌生活的美好，也直面生活的艰辛，他笔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背后，隐藏着安黎“赤裸裸”的人本主义思考。《暮色里的街道》《城墙下的理发师》《另类的免费午餐》《二分钱的谎言》等，安黎走入底层民众中间，化身为他们中的一员，用慈悲的心刻画他们为生计奔忙的种种世相。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笔法通透练达，同情的视角让位于人物神韵气貌的展现，即便是挖掘人物自身的不足时，他也并没有在思想或人性的角度给予批驳，代之以理解的眼光去抚慰，让人倍感温暖。

　　《一个老实人的生与死》中，安黎见证了“老实人”李加强的大起大落，其间不乏对其善意的规劝与提醒。可惜，在工程中淘到第一桶金的“老实人”，把一切想得过于简单，被人欺骗了很多次，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未彻底觉醒。“老实人”的一生谈不上多么富有价值，安黎却用很大的篇幅，乐此不疲地缅怀他，这当然是有原因的。“老实人”很愚昧，却也很纯真，内心很简单，却也很善良，没有丝毫的心机和手腕，对人对事从不设防，这或许是安黎最为看重的地方。“老实人”的失败是注定的——他的失败无疑是由道德垮塌而造就的复杂险恶的人性所酿造的恶果。

　　安黎散文也描摹了清廉的治世理想，这依然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延伸和儒家兼济观念的美学表达。我个人认为，《一个人远去的背影——一个县委书记的人生片段》这篇文章是整部散文集的纲目，在文中，安黎以深情的笔墨、白描的技法，对已故耀县县委书记杨尚坤娓娓道来。安黎对这位亲民、廉洁、正直得有点儿不近人情，却很有人格魅力的县委书记“伟大人格”“中国良心”，给予了高度赞誉。安黎通过这篇文章，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清清白白从业，踏踏实实干事，人是可以变得伟大与崇高的。

　　安黎散文可“大”也可“小”，大到以文化试图参与历史人文的建设，小到家长里短、街头巷尾，然而，文以载道的精神始终固守。文以载道，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一个文艺不容置疑的话题，可它始终是作家创作境界的分水岭、美学韵味的“试金石”，是读者获取生命养分的重要通道，以此观之，安黎散文有多重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