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一套书在北京首发，名为“粤派评论丛书”。丛书总主编蒋述卓在“总序”中勾勒“粤派批评”的概貌时，提出岭南独特的文化传统，晚清以来粤籍学者的文论脉络，以及广东的地缘优势等特征。由此，近几年受人关注的“粤派批评”的概念进一步浮出水面，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艺批评或文艺乃至更宽泛的思想文化的地域性问题。应该说，这本不是个新话题。西方地域文学理论的渊源可追溯至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我国传统社会中向来有以地域为名的各种学派，近代以来的文艺又有所谓“京派”“海派”等，近年来思想学派和艺术流派更受人重视，各地推出“画派”，艺术界讨论“新流派”，学术界提出重估“关学”等命题。这些都说明，重审地域性确有必要。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金克木先生就专门撰文谈过文艺的“地域性”问题，认为可以从分布、轨迹、定点和播散等视角来展开文艺的地域学研究。他还提出，“文学和艺术的地域分布研究不是仅仅画出地图，作描述性的资料性的排列，而是以此为基础提出问题”。这些思路和观点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启发性。但是，今天我们重审文艺批评的地域性，又拥有了新的时代条件和语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世界变得“扁平”“互通”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潮流。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等因素打开了地理的限制，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早在十多年前，西方学者基于全球化的现实提出的“世界是平的”的理念，不但早就是公认的现实，而且正在变成历史。更重要的是，科技和通信领域的迅速进步，使人们可以超越物理空间的隔绝彼此接近。身处这个“扁平”的世界中的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近几十年来互联网飞速发展，正在重构一个新世界以及人们在这个新世界中的身份。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普及率达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1.7%）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9.1个百分点。显然，中国不但参与到这个新变局之中，而且还走在了前列。

　　我们都有一种感受，那些受到热切召唤的东西，大都是现实生活中所缺少的。在这个“扁平”“相通”的世界里，人们都在讴歌和向往个性、独特，追求限量版，逃避流水线，稀罕“手作”，轻视“复制”，姑且悬置价值判断的话，个中反映的恰是差异性不断消失的现实。这种情况同样反映在文艺及文艺批评的领域。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世界的地域性持续弱化。古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今天黄土高原和江南水乡的自然地貌差异固然存在，但两地人情之异却日趋缩小。换言之，水土越来越成为一种“乡愁”，它在人情塑造中作用却在降低。另一方面，新技术的深入发展，又大大缩小了地域对艺术体验的限制。在以前，因为时空阻隔等多种因素，即便是卓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在成长的过程中，纵然对艺术满怀热情，其文艺生活也颇受限制。如今，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地方戏早已不局限于“地方”而在全国散播，欣赏地方戏的文化品鉴意义远大于身份认同。英国国家剧院现场NT live打破了舞台艺术现场表演的空间阻隔，数字美术馆让僻远农村的人欣赏到藏于大城市的画作，数字博物馆则让博物馆承载的文化艺术元素以新的方式抵达受众，据报道，故宫一年只有2000万游客，但一个故宫表情包就有4000万下载量。各种网络直播平台则让城里人有可能欣赏山村中的美景，这都在改变着当今文艺生产和传播的格局。我们可以预计，随着人工智能和通信技术的深入发展，在不远的将来，超越空间阻隔的就不仅是视觉感受和听觉感受，而是触觉、嗅觉、味觉等更全方位的身体感受。到那时，所有人欣赏所有文艺，并与所有人分享欣赏艺术体验的时代就会来临。如果我们承认文艺批评是由文艺欣赏所得之美的感受触发，而美感又得自于艺术生活，那么，随着纯粹源于地域特性的艺术体验与日衰减，文艺批评中的地域因素的式微应该是不争之事实。

　　当然，对于文艺批评而言，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文艺思潮全球流动所形成的“无问西东”的学术共识，文艺批评的思想体系、运思逻辑和概念工具跨地域乃至跨文化的解释力与共享性都因此而增强，从“以西释西”“以中释中”的学术分隔演变而成的“以西释中”一家独大之局终将发展到“中西互释”“美美与共”的学术状态。全球如此，一国亦然。正因为这样，今天重审文艺批评的地域性，主旨当不在研究某一地之文艺批评，而在以某一地为入口，考察文艺批评之发生与流变。也就是说，应更多地把“地域”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是“内容”。以此反观“粤派批评”的话题，或许会有些新的思考。如蒋述卓所言，“广东占有沿海之利，在沟通世界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现代以来，粤派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感受并接受多种文明带来的思想启迪。……这种地缘、文化土壤的内在培植作用，在‘粤派评论’的发展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近代以来粤籍学者的思想、艺术成果中的文化融合，或深层或浅表，或形式或内容，比比皆是。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梁启超在100多年前编写的粤剧《班定远平西域》中，匈奴钦差上场时有这样的一段词：“我个种名叫做Turkey，我个国名叫做Hungary。天上玉皇系我Family，地下国王都系我嘅Baby，今日来到呢个Country，堂堂钦差实在Proudly。可笑老班Crazy，想在老虎头上Toplay。叫我听来好生Angry，呸！难道我拍你Chinese，难道我怕你Chinese？”这段夹杂着英文、汉语、粤语的唱词，虽只是语言方面一个极小的例子，却生动地反映出广东地处中西交汇的文化特色。而文化交流对于思想、艺术流派或学派形成的意义，异质文化与原有文化碰撞、互鉴和相融的路径，这些问题不但所有学派都必须面对，而且有关学术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扁平”“互通”的今天尤其如此，剖析“粤派批评”对此无疑具有方法的意义。

　　退一步说，在方法的意义上考察“粤派批评”等学派，对于学派本身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部分的意义需要从全局得到折射，一个事物的本质也要在其它事物中才能得到真正体现。记得潘光旦先生在为《生育制度》作序时曾梳理过社会学思想的分化演变，并就此提出“派与汇”的问题。“派”指思想的分歧，“汇”指思想的会聚。他说，思想分派的好处是可以做专门、细密、彻底的研究；但是这毕竟是零碎片段，离完整的通盘认识极远。而且，“它可能是一顶瓜皮帽子，是一件百纳袈裟，却不是天孙织的锦衣”。因此，学派最忌褊狭、武断，“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气概是要不得的。流派只有不成为全局认识的妨碍，才具有意义。当我们过度关注某个学派或流派的内容本身，难免会把塑造乃至编造本门“家谱”作为使命，淡化或忘记了“派”对于“汇”的使命和价值。相反，把“派”视为“汇”的一种方法，才可能织就中华文化学术的锦衣，学派的价值也才能得到更全面深刻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