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容的小说一开始就是从大地上，从社会的最基层生长出来的，他节制的文字里饱含着生命的汁液和生活的万般滋味。他说：“现在的地球已经是村落格局。然而，人，总是看不见自己。”从了一容笔下的众多小人物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触及灵魂的痛感与超越于人物的利害得失之上的悲悯与包容。这些人物是我们的镜子，让我们得以反观自身，进而跳出利害，再一次双手握紧对他人和生命的疼惜，绝不因为我们都是小人物而相互伤害。这是了一容小说的小人物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启示。因为小人物跻身日常生活的琐碎与重复中，一般人很难真正“看见”他们，人们的目光普遍追随着带有光环的人物，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自有符合人们接受心理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小人物叙事更见作家的写作功力和洞察力，还要看是否有一颗悲悯而博大的心能够走进小人物的心里，去体贴灵魂。

　　第二叙述者与小人物叙事

　　了一容的短篇小说《河州人》讲述了“我”的邻居（祖籍甘肃河州的河州人）的故事。这是一篇看上去毫无叙事技巧，一任故事漫延的粗粝小说，但了一容以纪实的笔触和近乎白描的手法叙述了一个名叫玛玛子的河州人自从1936年出生之后，经历了家破人散，寄人篱下，当放牛娃，做长工，父亲累死，婚姻破裂等等苦难生活。这是一篇有关底层人物的苦难叙述，所不同的是，作家让他的人物自己讲述。小说中玛玛子采用了大量的第一人称自由直接引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如此这般，这篇小说便生成了两个叙述者——“我”，一个是整篇小说的叙述者“我”，另一个是玛玛子故事中的叙述者“我”。第一叙述者“我”是这个故事的复述者，将故事不加任何“剪裁”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增强了这篇小说的客观性和真实感；第二叙述者“我”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除了给读者亲近、真实感之外，还让读者感受到了叙述者对人生苦难的体悟和无常命运的悲叹。这里了一容创造了一个平等的“对话场”，“我”与故事人物玛玛子“他”的关系通过“对话场”转化为对话双方的“我——你”关系，所以故事世界并非唯独“我”，还有对话对方的存在对“我”的确认。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第一叙述者独语的可能性和主观性，还给予人物极大的话语权利和表述空间。这篇小说中不仅叙述者与人物之间构成对话关系，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也包含了“叙事自我”和“经验自我”两重视角的对话，作家正是通过“我”在不同时期对玛玛子故事的认知程度的对比，在讲述他的故事的同时也展示了第一叙述者自我的心路历程。

　　像《河州人》这样解构叙述者的小说在西方小说和中国先锋派小说中也不乏其例，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只有在内部对话的情景中，“我”的话语才能与他人话语发生联系，不吞灭它，并充分维护他人话语的独立性。《河州人》中玛玛子的话语具有其独立性，在“他”与“我”的对话关系中，玛玛子对自己人生的自我意识在“我”的重述中被描写了出来，而不是被“我”表达更不是由“我”代为传达出来。

　　苦难叙事中的生命意识与审美内蕴

　　了一容的小人物苦难叙事直指人的局限性，悲悯的作家是不会让小人物自生自灭的，那样的揭示只是将人的堕落简单归咎给了环境，了一容总是善于发现苦难中小人物身上的神性之光，那是连接永恒救赎意识的信仰的力量。《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讲述了一位老母亲推着患小儿麻痹的儿子尤素福四处求医，以讨饭为生的故事。他们走到哪儿就吃哪儿住哪儿，衣服脏成了“盔甲”，但是轮椅上却挂着一个洁净身心用的铜汤瓶。老母亲推着儿子一年又一年，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是凭借着虔诚信仰的支撑，老母亲照顾儿子直到他去世。儿子去世后一周老母亲也去世了。这是一篇母道和信仰融为一体的小说，信仰给予人们的力量就体现在最卑微也最伟大的底层人物身上。了一容的成名作《沙沟行》写了一位回族小伙牛娃子的血性与正义感，他对爱情的成全，对亲人的孝顺，这个贫苦的牛娃子就是西海固精神的凝聚。在《命途》中，伊斯哈尔在去尕楞的路上遇见了一位撒拉族老头，途中这位老头也曾有谋害伊斯哈尔盗取他钱财的念头，但他最终控制住了这个恶念。命途就像人的一生，充满隐喻，对于到达彼岸的信念，对于途中命丧狼口的老马的悲悯，对于人自身命运的悲叹，是对信仰的再一次确证。在《野村》中，大拉西这个土行孙一样的卑微男人的爱情（与同村女子环环）与他饲养的驴子交织在一起，充满了一种野性的萌动，但并不流于粗俗，有一种对小人物贴心和悲悯。《老幺》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当地人称为鳖晒盖的老幺，做什么都是在最后面，小时候被孩子们欺负，长大后被姐姐和村人欺负，似乎这么一个身体残疾、性格懦弱的人天生就会激发人的阴暗面。

　　了一容的小说文本中的苦难折射着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与复杂性。因此这些苦难叙事中散发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信仰的力量，那种坚韧的求生意识不仅体现在逃命的沙娃身上，也体现在沙沟少年身上，但那绝不是苟且以偷生，而是宁愿用生命去搏斗的血性和尊严，不管如何深陷苦难都要保持生命的昂扬向上。《红山羊》以“我”这个儿童的视角目睹了父亲的艰难处境，不同的人将欲望投射在山羊身上，一遍又一遍抓羊绒，以至于让山羊变成了红山羊。父亲是一个正直而谨慎的人，却在这个时代受到人们的嘲笑。“我”这个给人领路的少年自己却深深迷失了，小说在叙事主人公的自我反思中也给读者提出了一个时代的命题：小人物如何坚守自己的清洁本真精神和生命的尊严？《孤山》这篇小说给出了一个答案。同样还是少年“我”，在孤山中行走，碰到一个能带走人命的怪人，那是传说中的毛提，是奉主拿命的天使。因为少年对于小狗鱼的怜悯，对于村民的布施，毛提没有拿走他的命，但他知道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道理。这是一篇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充满冷峻的诗意，有举重若轻之感。

　　了一容的小人物苦难叙事不像其他底层叙述，甚至不像同为少数民族的仫佬族作家鬼子的苦难叙事，了一容笔下的苦难没有黏稠到要将人窒息，但也并非人为设置了光明的尾巴。笔者认为了一容的小人物苦难叙事具有一种“举重若轻”的美学内蕴。所有这一切都清晰地反映了一容的文学写作始终是在一个生命空间和文化场域之中的。不仅他的底层生活经历生发和滋养了他的文学创作，而且他的叙事特点，尤其是无意识中所带的“我们”的叙事，更说明了民间口传文化对他的影响，进而也启发他将民间文学中所具有的文化融合的力量带入了小说，使得小说内隐着一个召唤读者投入和认同的内在结构。因为小说宽广而多元的文化空间，因为超越苦难的生命意识和坚定的信仰力量，了一容小说呈现了难得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这正是他所追求的人道主义。正如他在小说集《沙沟行》的后记里所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行文至此，那就以此引文为本文作结以祈祷吧：让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都彼此珍惜，互相拉手，互送有无，让爱的光芒一点一点放大，让一切生命都在温暖、大爱的光明中，那时，白鸽飞翔，永不凋零的橄榄枝绿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