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戏曲表演大家特别是拥护传统的人士，对导演不太看重。现在一些导演，一年导好多戏，熟悉的不熟悉的，跨很多剧种，这样的状态是很容易被人诟病的。”在日前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浙江省文联主办的第四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宁波峰会上，湖南艺术研究院剧目部副主任蒋晗玉说。

　　“戏曲要实现现代转化，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价值观念的转化，一个是技术形态、表演形态的转化。如果戏曲排斥话剧导演，就没有评剧《呼兰河》，这至少提升了评剧的剧种品格。”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红侠说。

　　在戏曲的现代化进程中，导演的作用越来越引起关注，一些实践问题或理论瓶颈，也渐渐引起讨论。实际上，伴随近现代以来逐渐引入新的剧场形制、舞台布景、灯光照明等设施技术，戏曲表现空间、观演环境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新变化，如何在写意和写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也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国剧运动”中就被提了出来。受“国剧运动”的影响，田汉也曾对戏曲导演制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阿甲、李紫贵等到新时期以来众多戏曲导演的创作实践，戏曲的舞台呈现又有了许多新的重要成绩，像杨小青的“诗化风格”、张曼君的“新歌舞叙事”等，都是比较突出的例子。

　　然而，在业界看来，由于不同戏曲剧种自身的艺术语汇、技术技巧、审美特质等各有差异，特别是程式、唱腔在表现现代生活时的某些隔阂，包括一些导演不够熟悉戏曲或一些剧种，难免造成种种问题。比如，有的剧目，满台装置布景，演员圆场都展不开，甚至观众连演员脚底的动作都看不清了；还有的剧目，现代歌舞突兀地穿插其中，跟剧种完全“两张皮”，等等。或者戏曲味道、剧种特色淡了，或者现代生活、现代人物表现不鲜明，现代观念体现不深刻、不充分。这些问题的存在，症结在哪里，又该如何破解？

　　在戏曲现代转化中，现代化和现代性追求往往并驾齐驱，分别指向外部形态和精神内核。前不久，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剧作家罗怀臻提出，戏曲的现代性不是时间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取向和品质的认同，得到了广泛认同和呼应。事实上，从他的“淮剧三部曲”（《金龙与蜉蝣》《西楚霸王》《武训先生》）到昆剧《班昭》《一片桃花红》、越剧《西施归越》等代表剧作中，都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近些年来，现代性更被戏剧界屡屡强调。与此同时，怎样的现代化才既不减损戏曲的艺术特色、又足以承载这样的现代性呢？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发现表达戏曲的现代创造时，常常会用到‘戏曲化’这样的词，好像戏曲化和现代化是对立的两个概念。这实际上是用一种过去的戏曲标准来要求我们今天或者说未来的戏曲创作。在民国前后，广东的粤剧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个变革之后的粤剧与变革之前的广东粤剧已经很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叫广东粤剧。”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艺术》副主编李伟认为，现代化不可避免要直面程式、行当等，但不应该把戏曲化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看，戏曲是一种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这样的格局和基本形态至今一直没有改变，这恰恰可能是理论和实践的突破点。

　　“戏曲的现代转化，审美的问题非常重要。文学当然很重要，表演也很重要，但审美是一个系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进行系统性的转化与建构。”沈阳艺术研究所副所长郑永为认为，在戏曲里，意象审美是很重要的特质，它有抽象性、象征性，可以说是诗为魂、唱为骨，这就涉及到舞台呈现如何协调的诸多问题，比如演员的程式、唱腔，如何与现代镜框式舞台的空间相适应，灯光布景等如何不干扰戏曲表演，歌舞如何提炼等。

　　“现在生活生产方式变了，情感方式变没变？还能是草原上的蓝天、骏马吗？不是那样的。程式是经过几百上千年提炼而形成的，它原本就是生活本身。为什么能形成？因为有生活超长时空的稳定性，扬鞭骑马、行车划船，都具有审美的可辨识性。现代生活快节奏、碎片化、欲望化，怎么可能还有几百上千年的稳定？”在此次“西湖论坛”上，学术主持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马也在点评大家的发言时说，还是要回到生活本身。

　　蒋晗玉说：“现在一些导演受到诟病，是因为他们与戏曲演员的艺术习得不对称。实际上，许多前辈戏曲大导演也是从别的艺术门类来的，但他们为了导好戏，在学习修为上、在剧目分析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技术语言的习得，是要从小磨炼、在实践中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才能化到身上。在蒋晗玉看来，现代性追求总要落实到舞台呈现上，应该重视导演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程式、唱腔的转化，歌舞的融合调度，舞美灯光的配置等，这样才能避免如田汉先生所说的“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