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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的声音与原典性的穿透力

发布日期:2018-05-18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陶辛  浏览次数:
 

  歌剧《沙皇的新娘》讲的是因爱欲而引发心理扭曲所导致的悲剧:禁卫军军官爱上商人之女,求婚遭拒,遂欲对其施用爱情迷药,军官女友发现,用慢性毒药换下迷药。商女无意中服下药之后,又恰被沙皇册封为皇后,入宫不久即病倒。军官诬陷商女的未婚夫(也是军官)是凶手并将其杀害,商女听闻后发疯,将军官误作未婚夫并倾诉爱意。军官不堪良心折磨,承认是自己下药,军官女友也主动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军官怒杀女友后被带走,商女依然疯癫不醒。

  与同类悲剧一样,这个故事的结局十分悲惨,几位当事人非死即疯。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坦白忏悔以死赎罪,失衡的心灵、扭曲的人性得以复归。无论善恶,死者不能复生,但这样的结局还是维护了我们对人性的基本信念,让我们在悲悯之余,会去继续探寻造成这种失衡扭曲的深层原因。

  16世纪中叶,强有力的俄罗斯君主伊凡四世(也就是著名的伊凡“雷帝”)不断开疆拓土,建立了史上第一个沙皇俄国。而他的个人生活并不如意,在暴怒中失手杀死皇太子,八次婚姻中的第三任妻子玛尔法·索巴金娜在婚后没几天即病逝。《沙皇的新娘》的故事便是由这个事件演绎而来的。

  “雷帝”为加强统治,建立了一支禁卫军。这支并不上阵御敌的军队,不仅拿刀,还带着扫把挥舞鞭子,禁卫军军官们在第一幕中的宴饮狂欢和第三幕的巡逻扫街,可以体现出其骄奢横行、无法无天的作派。

  故事发生在首都莫斯科附近,但商人之女一家并非本地人,他们来自诺夫哥罗德———当时俄国最文明先进、商业发达的城市。皇权时代的商人,富足的生活和商业活动法则使得他们有着相对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教化,体现了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商女的纯真,无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养成的。商女的未婚夫(商人家庭出身的军官)还有过随沙皇游历西方国家的经历。只是,当他在宴会上公然赞美他国文明时,却引发了其他军官的恼怒。锦衣玉食、彬彬有礼的商人一家,一旦遇到变故,面对权力没有任何抵抗力。这种文明与野蛮,专制与自由的冲突,正是本剧戏剧矛盾的最大内因。

  “雷帝”在位期间,曾发动多次兼并战争,其中,与喀山汗国的战事持续时间最长。军官女友就是在战争期间被禁卫军从喀山的卡西拉带回莫斯科的。她远离家乡父母,对军官以身相托。当她发现自己遭到背叛将被抛弃时,便开始不择手段地自保。她是整个悲剧的制造者,也是让人同情的受害者。她的悲剧,在恃强凌弱的男权社会和沙文主义时代,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

  剧作家列夫·梅尔在演绎这段历史时,如此认真地将故事的社会背景融入其中,也是有其自身的时代必然性的。

  回溯一下历史,19世纪中叶的俄国,虽然经过彼得大帝的改革,却依然处于农奴制中。1861年《农奴解放宣言》颁布,这种制约生产力发展也反道德、反人类尊严的制度终于被废除。话剧《沙皇的新娘》是在此之前的1849年写成的。与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在法国大革命前写《费加罗的婚姻》一样,并不能说这两部戏都直接导致了之后的变革,但这两部戏剧都反映出那个特定的历史转折点的社会心理,契合了大众的人心所向,则是确凿无疑的。

  时间到了1905年,俄国开始出现各种社会动荡;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彻底推翻沙皇统治。而在此之前的1899年,话剧《沙皇的新娘》被谱写成歌剧,由莫斯科的一家民营(而非通常的皇家)歌剧院搬上舞台(为这部歌剧谱曲的是一位帝国海军军官,海军部下属的各个军乐团的总督察,同时也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他有着强烈的爱国观念,又有着期望改革的思想倾向)。

  在歌剧的序曲中,作曲家采用了两个对比性的音乐主题来揭示整部戏剧的主题思想:紧张慌乱进而粗野的戏剧性主题,柔美宽广的俄罗斯民歌式抒情主题———这个主题在剧中发展为女主人公的音乐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俄罗斯历史题材又弥散着浓烈俄罗斯音乐气息的歌剧中,作曲家运用了来自西方特别是巴赫时代的严谨理性的“赋格”曲式,并且是用来表现粗鲁的禁卫军官聚会宴饮作乐的场景,既幽默又有寓意。

  与之前听过的俄罗斯歌剧相比,这部戏的歌唱家们的声音概念似乎更趋向国际化。男中音男低音声部在沉厚的同时,又多了一份通透(如第四幕第一场商人唱咏叹调最后的“低音F”)。传统俄罗斯学派男高音都有着明亮到尖利的音色,而这次的男高音(女主的未婚夫)的舒展柔美,甚至会让人联想到法国抒情歌剧中的那种声音。

  舞台呈现和调度上基本忠实原作,演员的表演尤其是群众场景的处理能感觉到当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给“莫大”打下的“体验式”底子。剧终的处理有点特别:军官杀死自己女友后,原本是被禁卫军抓走了事。在这一版里,导演让女友的“教父”悲愤地俯身查看已死去的女孩之后,转身把军官一刀捅死。这位“教父”其实是把军官女友从家乡掳来的另一位禁卫军军官。为一异邦“教女”,不惜手刃自己的战友,这个处理貌似唐突,其实是与原作故事结尾的“复归”意味相吻合的(民族冲突的化解),也与乐队中用长号吹出的阴森乐句相应合。在全剧落幕前,有的导演会让疯癫中的商女颓然倒地而死,而这一版则是让商女向皇宫门外飘然而去,也给观众留下更多的希望与想象空间。

  相较于常来上海的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莫斯科大剧院的艺术风格显得更加厚重。但是,这部歌剧在制作上的继承性(延续了首演时代舞台设计理念)和对歌剧意义诠释的原典性,并不是其“保守”的体现,而是因为这个故事所表达的意念,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从中古到当代,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和警示,仍然是有效的,无需作任何的“现代化”改造。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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