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厚两卷本《东荡子诗文集》的出版，为我们呈现出了诗人东荡子一生的文学创造。在仔细阅读过之后，你一定会认同，这是一份沉重的提醒：东荡子是这个时代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的作品亟待进一步地传播和阐述。

　　东荡子在生活中是一个热情似火的人，他有着雄辩的阐释能力，但是，静读他的诗，发现他在诗中所努力呈现的，是一条返璞归真的道路。他用精湛的诗艺砍去生命表面芜杂的枝丫，让真挚的心灵裸露出来。“他相信了心灵”，这是东荡子一首诗的标题，也是东荡子诗学的眼睛。“写在纸上的，必从心里流出/放在心上的，请在睡眠时取下/一个人的一生将在他人那里重现”（《宣读你内心那最后一页》）。他坚信诗歌可以成为心灵的容器，并且可以把心灵的菁华传递出去。

　　从终极意义上说，诗是一种关于空无的梦想。“蜘蛛没有翅膀，也没有梯子和脚手架/它却造出了空中的梦想”（《空中的梦想》）。东荡子渴望变成语言的蜘蛛，造出自己的梦想。在随笔《诗歌是简单的》中，他写道：“诗歌是简单的，除了心在燃烧，我不知道它还有什么。当我们已经有了心，我们就在发出声音，不管是发出的和发不出的，听得到的和听不到的，心都在那里发出它的声音……我们太不愿意把虚心捅碎，显示出我们的弱，是诗歌在此充当了心灵的力量，并抚慰着我们的心灵。这种力量就像并不存在的心，显得真实而生动。”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他全部诗学思想的灵魂。他是如此清醒，知道心灵作为先验的假设，脆弱而空洞，但依然是一种唤醒和抚慰的力量。在虚弱的心灵和空无的梦想之间，诗的诞生成为一种救赎。这是一种神秘的辩证法：心灵作为一种假设，一种虚构，最终，成了诗的一种创造。

　　在他的诗中，诗性和生命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凝聚成了一种生命的自我专注的艺术形式，我们能够感受到来自平凡意象的力量。我觉得《伐木者》一诗，堪称这方面的典范：“伐木场的工人并不聪明，他们的斧头/闪着寒光，只砍倒/一棵年老的朽木/伐木场的工人并不知道伐木场/需要堆放什么/斧头为什么闪光/朽木为什么不朽”。平凡事物构成的追问反而具备更加尖锐的力量，而“朽木为什么不朽”的悖论则将人拉进了对生命的终极判断。

　　诗见证了生命的存在，诗人理所当然把生命敞开而变得诚实。毋宁说，他的诗愈好，他的生命就愈诚实。他坦率地写：“不必试图安慰一个从战场上溃败下来的人。/对于胜利者，也不要把你的鲜花敬献。/一个站在高高的城楼，一个俯身抱着断墙，/他们各自回到营寨，都在瞭望，心系对方”（《瞭望》）。这不是他的宽容与谦卑，而通过对失败的指认，直抵人性深处的洞察与悲悯。

　　在诗和生命变成一体的进程中，生命的有限性一直刺激着诗的诞生。“只因那日子一天天溜走，经过我心头，好似疾病在蔓延”（《那日子一天天溜走》）。这种时间的隐喻，这种生命的隐忧，发展成为一种写作的基本背景：那就是对于死亡的想象与言说。东荡子多次在诗中预言自己的死亡。他想象了一个理想的“暮年”：“唱完最后一首歌/我就可以走了/我跟我的马，点了点头/拍了拍它颤动的肩膀/黄昏朝它的眼里奔来/犹如我的青春驰入湖底/我想我就要走了/大海为什么还不平息”。作为主体的生命已经离去，让世界波动的大海为什么还不平息？那正是在对生命的有限性有了深刻认识之后的不甘与眷念。

　　在我看来，东荡子的短诗抵达了高超的艺术境界。那些短诗被压缩和收紧到极致后，生成一种喷薄而出的力量。这让人想起海子。但他和海子不同的是，海子的极致来自一种青春的激情，而他则在岁月的涤荡与苦难中，激情弥散在世俗的生存中。他的力量不是源自激情，而是源自对诗艺的无限苛求。他如铁匠般不断捶打着语言，让更多的意蕴沉潜在水面之下。于是，他的诗中也没有海子诗中的暴力元素。比如，同样是“斧头”的意象，他却用信心化解了恐惧：“我们走在一把斧子上，如行走在一片平稳的浪花上”（《不爱之间》）。这种平和的善意在他的晚期诗歌中越来越多，他要超越这种无意识的暴力，像波兰诗人米沃什说的：“我不想成为上帝或英雄。只想成为一棵树，为岁月而生长，不伤害任何人。”

　　但他并非对时代一无所知，一味埋头遁世，他有着自己坚定的批评立场：“他不知人为何物/诗为何物/不知蚁穴已空大，帝国将倾”（《人为何物》）。让人想起诗人T.S.艾略特对现代人的批评：“稻草人”。东荡子也没有仅仅停留在批评的层面，他的心灵使他的梦想强大起来。“你也应该去探访那些还在路口徘徊的人，他们丢失已久，/尚不知，你已把他们废弃的炉膛烧得正旺”（《他们丢失已久》）。最后这句诗的意象堪称绝唱。诗的信念与信心在语言的炉膛中燃烧，希望在酝酿，灵魂在强壮，古老的火种仿佛可以越过寒冷持续传递至历史的尽头。正是在这种时刻，诗人东荡子将他的生命力量和盘托出，尽管只是炉膛之火，远非很多诗人吟唱的太阳之火，但是如此真实，距离我们如此之近，在温暖我们灵魂的荒凉的同时，也在召唤我们去添一把心灵的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