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才华横溢、幽默旷达，36岁时就自称“身行万里半天下”。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宋朝又是一个怎样的朝代？苏轼和那个时代又有着什么关系？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借助文学、历史和地理三结合的方法，尝试给大家展现一个丰富多彩的东坡人生。

　　失意与逆境

　　认识自我、认识人生具有根本性意义。苏轼一生都在这样的思考中行走，不管得意还是失意，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55岁时，厌倦政治斗争的苏轼主动请求离京外任，到颍州（今安徽阜阳）任知州。一天，他在泛舟河上时自问：“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随后，河水泛起涟漪：“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涟漪之后，一个东坡的头像就散发出去，变成成百上千个“东坡”。顷刻间，水波散尽，又恢复成一个。苏轼在诸多领域皆成就非凡，各色人等皆有心目中的东坡形象，倒确实是一个东坡化身为百个东坡。

　　嘉祐二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高中进士，后又在制科考试中共获佳绩。随后，苏轼出任凤翔府（今属陕西）签判，可谓春风得意、前程似锦。然而，26岁的苏轼似乎已把人生看得很透彻。请看此时的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人很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也很短暂。对此，苏轼看得清晰，但并不消沉。结尾两句，他提醒弟弟，你还记得当日一起进京赶考的崎岖历程么？道路漫长，人困驴瘸又嘶叫。尽管人生偶然、短暂、虚幻，但只要我们的记忆还在，只要保存这份记忆的人还在，人生就有意义，就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坚定乐观地活下去。由此看来，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是记忆。记忆界定了人性，建构起我们是谁。

　　“乌台诗案”结案后，苏轼被贬往湖北黄州任闲职。深受打击的苏轼悲观过、彷徨过，但依然珍惜当下，尽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知道，时间本来是线性的、始终往前的。但是否要为一个遥远的目标，就忽略当下呢？

　　36岁时，苏轼赴杭州任通判，途经江苏盱眙龟山镇，作诗《龟山》：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不？大意是说，这些年来，我走遍大半个中国，龟山这座庙里的那位和尚已经长出白发。我整天东奔西跑，他始终安静修行。无论是动是静，都在各自的追求中消逝了年华。无所谓谁的人生更有意义，只不过各有各的初心、各有各的坚持。

　　在惠州，苏轼诗云“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递出随遇而安的生活状态。据说，苏轼的政敌读到此诗后非常不满，竟又把他贬往海南儋州。

　　当时，海南是中原人士闻之色变的蛮荒之地，历尽宦海浮沉的苏轼却从容面对。他觉得让自己去海南是“天其以我为箕子”。即自己到海南就像箕子去朝鲜半岛一样，是去开化一个蛮荒之地，而且是老天让我去的，并不是皇帝或哪个权贵的旨意。

　　宋徽宗登基，苏轼遇赦北归。来到江苏镇江金山寺时，应寺僧之请，在别人所画的苏轼画像上题了一首短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从政治仕途和世俗角度来看，黄州、惠州、儋州应是苏轼人生际遇最惨的三个地方，且一次比一次惨。但从个人思想境界的历练和文化创造来说，这是人生中收获最为丰富的三个地方，是文学事业、文化创作和人生思想的自豪总结。由此，“百东坡”可以浓缩为“三东坡”。

　　66岁时，苏轼在江苏常州病逝，“百东坡”、“三东坡”最终归结为“千秋一东坡”。

　　“祖法”与党争

　　“祖宗之法”是对北宋政治制度的一个概括，具体表现为科举取士制度的扩大完善、各级各部门权力的分割与制衡、鼓励并保障士大夫的自由争论等。苏轼与时代的关系，自然深受这个“祖宗之法”的影响。

　　嘉祐六年，苏轼、苏辙应制科考试，双双中选，本该各得官职。结果，苏轼离京赴凤翔府任签判，苏辙却等不来任命。原因在于，按照宋朝的制度，官员任命并非皇帝、宰相决定了就能生效的，还需由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起草一份任命书。如果负责起草的人不认可某个任命，就有权拒绝起草，则此任命作废。苏辙本来被委任为商州推官，但当时负责起草任命书的王安石把委任状还给了朝廷，眉山苏家与临川王家从此交恶。

　　宋朝官员的外任制度也促成了苏轼的“四海为家”。根据宋制，在朝任职的官员如果跟执政者意见不同，可以自愿申请或被指派到地方上任职。这样一来，既不影响国家大局，也不会对持不同政见的官员形成太大打击。

　　熙宁二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全面推行新法。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被称为新党，反对者则形成旧党。苏轼本来是要求变法的，但对新法的多数具体措施表示反对，遂被视为旧党人物，因而遭到王安石压制，无奈请求外任。神宗皇帝惜才，命他出任知州，却遭到新党人士反对，不得不改派通判（知州的副手）。

　　元丰八年，神宗去世；继位的哲宗年幼，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废弃新法，驱逐新党，重用旧党。刚刚履新登州知州的苏轼被急召进京，20天内连升数级。不过，曾被新党几乎置于死地的苏轼主张保留某些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新法措施，以利国利民。

　　司马光去世后，旧党失去权威的领袖，迅速分裂为蜀党、洛党和朔党。蜀党的权威是苏轼，洛党的领袖是理学家程颐。两党互相攻击之际，苏轼深感不宜在朝，便接连上奏请求外任。最终，他于元祐四年获准出知杭州。

　　书写与创造

　　中国古代有个文学批评术语叫“江山之助”，意谓某个地方的地理山川帮助作家写出好作品。现代文化地理学则认为，文字书写有助于地方特点的塑造。从一定意义上说，苏轼的作品就是我们“穿越”宋朝的绝佳指南。

　　苏轼是一位行踪广泛的美食家。各地的美食，都能从他的笔下体味到。苏轼爱回忆老家四川的美食：白水鱼、紫笋，美味又便宜；即使在冬天，也有很多蔬菜，“霜叶露芽寒更茁”。苏轼在陕西吃什么？吃春笋和荠菜。在杭州又吃什么？“只将菱角与鸡头。”鸡头，即鸡头米，就是芡实。苏轼品尝的，我们今天还在吃。

　　苏轼被贬到湖北黄州，看到长江绕城郭而过，就想到江里的鱼一定很美味；看到山上满山翠竹，就感觉到竹笋的鲜香。真是爱美食，爱生活。到了广东，自然少不了甜美的荔枝，甚至为了荔枝都甘愿长住瘴疠之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远及天涯海角，善于发现美食的苏轼也犯难了。当地蛮荒落后，苏轼生活异常艰苦。他给朋友写信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真是要什么没什么。

　　当地人吃什么呢？他告诉弟弟：“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幸好儿子用山芋做羹，苏轼觉得“色香味皆奇绝”，可谓善于发现生活美之典型。

　　苏轼足迹所及，一面造福一方，一面书写地方。所到之处，都因为苏轼的到来而千古留名。在黄州贬所，他“三咏赤壁成绝唱”。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不在黄州，而发生在湖北咸宁。但黄州这个地方有一个河岸，叫“赤鼻矶”，当地以讹传讹，传为赤壁。苏轼联系这一点引申开去，竟让这个地方闻名天下，所以又叫“东坡赤壁”或“文赤壁”，以区别于“武赤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创造地方。

　　杭州此前已很有名了，但苏轼使杭州的形象最终定型。现在提起杭州、提起西湖，不少人脑海中都会想到这四句话：“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从某种程度上说，苏轼创造了西湖意象，框定了我们对西湖的理解。

　　安徽灵璧与苏轼的关系，其实也应引起重视。此地本是一个镇，叫零壁，随着发展壮大，升格为县，改名灵壁，后写成灵璧。苏轼先后三次经过灵璧，留下《灵璧张氏园亭记》《留题兰皋亭》《乞罢宿州修城状》等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灵璧张氏园亭记》，提出了“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见解，后被人告发，成为“乌台诗案”的一大罪状。

　　苏轼通过灵璧认识了自我、确立了身份认同，在群体共同性中强调个体独特性，并践行终身。以往在研究苏轼与地方关系时，多据其晚年自述而聚焦于黄州、惠州、儋州。现在看来，还应关注灵璧的奠基性作用。

　　据我所知，几处纪念苏轼的坡公祠都有一副长联。上联概括了苏轼一生的仕途遭遇；下联说的是苏轼所到之处多西湖；结尾说只要苏轼到过、书写了哪些地方，那些地方即千古扬名，何其有幸。这恰恰是文化地理学的经典案例。

　　总之，苏轼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宋朝远去了，苏轼远去了，但苏轼的文化创造至今屹立不倒。他的作品多次被控告、查禁，他本人也被反复诬陷、贬谪，但他的作品永远流传。苏轼筑起了一个读书人的文化尊严。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速记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