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斯奋近日在被问及其小说的影视化意向时表示，作品讲述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知识分子的故事，但传奇色彩和曲折情节不是其主要特色，更多的是严谨地呈现各个阶层人物的命运、社会状况、文化现象，展示当时的价值观念、是非取舍和礼仪风俗，意在还原历史的原貌。他说：“电影、电视剧是通俗的传播样式，内容需要包容广大观众；而文学作品不仅要叙述情节，还需兼顾文字的优美和思想的深刻，一部好的小说很难拍出好的电影。”

　　其实，自上世纪80年代始，电影人对于优秀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作出了相当丰富有益的探索，远有《红高粱》《霸王别姬》，近有《推拿》等，并不乏好小说拍出的好电影。但是作家的话也不难理解，像87版电视剧《红楼梦》，从观众欣赏角度来说，不可谓拍得不好，但从原著角度来说，电视剧所体现的人性之深、世态之广仍然有所未及。故而作家的话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就像诗人弗罗斯特所说的，诗即翻译中失去的，那么，小说或许也是在影视化的媒介转译中失去的。

　　好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未必不好，只是这个“好”中隐含着两种价值判断标准，大众文化意义上的“好”和文学意义上的“好”是截然不同的。然而今天，这一区别正被有意无意地混淆。网络文学改编、IP运营成为绝大部分影视作品的生产方式，网络文学平台、创作者将吸引投资、获得改编、产生流量作为一部小说成功的标志，读者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登上银幕或荧屏才能算是他们所喜爱的小说令人满意的归宿。小说作为文学的价值被忽略，或被偷换成IP价值、流量价值，诸如语言、思想等文学要素很少再被讨论。

　　由此引发的是评价文学作品的眼光和话语的改变。前不久，豆瓣读者对西方经典名著的“三观审查”引起关注。一些读者在评论中称《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是“爱慕虚荣的白穷美”，《红与黑》中的于连是“凤凰男”“直男癌”，《安娜·卡列尼娜》则是“冠冕堂皇地写出轨”，一律因为不符合所谓的“道德标准”而给作品和人物扣上了“毁三观”的帽子。不难发现，评论者无一例外将这些作品置于围绕“都市剧”“狗血文”等大众文化产品形成的话语场中言说，止步于浅表的、情节上的标签式判定，不仅误读，而且令直面现实、深省人性，本可引领审美与思想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文学作品陷入了狭隘、嘈杂的尘嚣。

　　应该看到，大众文化产品为满足大众需求，传递真善美、表达人们共同经验与诉求是其主要功能，而文学作品往往是对社会、人性的深度探寻与思索，其中最有价值的恰恰是不同个体在不同生存环境下的经验与诉求，以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衡量文学，只乐于接纳“相同”，见到“不同”，则固守既有认知，不问青红皂白地抵触、驱逐，面对经典不假思索地嗤之以“三观不正”，不是太先锋，而是太保守。论及不同文艺形式对人的影响，大众文化产品在于“驯化”，文学在于启蒙，在这一例中似乎得到了印证。

　　作家阿来近日在其新作分享会上表达了对小说评价标准的认识——一是审美的光芒，二是认知的力量，即认清小说的本质是写“人”本身，三是有智慧。刚刚颁出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亦再度给予启示，如获奖作家冯骥才的作品《俗世奇人》，述写“刷子李”“死鸟”“蓝眼”等十几个市井小人物，铺开老天津人情世故的丰饶画卷，其人其事尽皆不循常理、超乎想象，却又都源于现实，绝不能以“三观”正否一言以蔽之。诸位获奖作家的作品无不提醒我们，在IP、流量之外，还有真正属于文学的标准，不仅不应忘却，而且在网络文学时代乃至任何时候也绝不会过时。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网络文学用户达到3.78亿，占网民总体的48.9%；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达到3.44亿，占手机网民总体的45.6%。位居国内市场份额前45名的重点网络文学平台驻站作者1300万人，原创作品总量1646.7万种。然而，在近日举行的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创作者的一场对谈中，有业界人士称：“网络文学这个行业当中，理想正在逐渐消亡，并不是创作者没有了创作的理想，而是文学网站没有了理想。文学网站不再以创作为核心诉求，而是以流量经济、市场利益为诉求。”

　　一位写旅行随笔的作者，随笔里写到的很多地方并没有去过，主要靠各种资料的拼接；一些网红作品的作者更是专为影视改编而创作，故事源于套路，人物从影视、动漫和其他文学作品中东拼西凑，如果好的小说会在影视化的媒介转译中失去作为小说的“好”，那么这类“小说”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因为小说作为文学的价值不存，它自然不可能失去自身没有的东西。当创作者有如此通达的信息渠道，有百度、知乎等等庞大的写作资料库可以依仗，小说的标准应该更高，而不是更低，置身于生活第一现场，以自我的认识能力去感知和思索的过程变得更加重要。网络文学如此浩如烟海，也许并不缺乏这样的作品，缺乏的是评价这类作品的标准。文学的标准应当在网络文学中重树，它能让人们读一部小说不再仅仅是想象主角是哪位明星的脸，而是真正开辟新的疆域，让人们进入精神生活与灵魂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