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选择普通人作为“小人物”来担纲纪录片电影的主角，往往就难以逃脱两个困境：一是人物的性格光芒和精神重量被细碎零乱的生活日常掩埋；另一个则是向消费语境缴械后对“命运奇观”的再现。公映以来，尽管《大三儿》在票房和排片上都不尽如人意，但电影在化解两重困境的层面做了努力尝试，尽管导演佟晟嘉与主人公之间拥有深厚的兄弟感情和发小情结，但并未影响作品对人、对命运、对价值的审美静观。

　　在内蒙古赤峰，这个名叫“叶云”但从来也没有人叫过他“叶云”的47岁男人，与父亲相依为命，因头大而排行老三，人称“大三儿”。天生残疾的躯体，低薪独身的境遇，一米一的身高和去西藏看布达拉宫的愿望成为《大三儿》叙述线中的关键词。或者说，这几个关键词特别容易使电影被误解成一个“野百合也有春天”的励志故事：大三儿历经好友反对、数次体检、筹措路费、高原反应等阻力和辛苦，终于在水平跨越了5000余公里，垂直上升了5000米后，坐在了珠峰大本营的星空下。

　　但影片并没有通过“一个残疾人的西藏之旅”为大三儿立传，把主题草率地定位在“小人物和远方梦想”的能力悬殊冲突上，以“大三儿进藏记”为题为观众送去一碗浓浓的鸡汤。相反，影片始终意图超越人物的外在表征，通过平稳的镜头和相对封闭的人物关系网来建构一个正常独立、拒绝异样眼光的主人公。

　　电影需要“通过躯体完成它同精神、思维的联姻”（吉尔·德勒兹）。因此，影片在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和捕捉中，只有淡化大三儿与健全人的差异，才能拉平两个世界的角度。在镜头运用上，低角度和常规角度的拍摄衔接保证了观众视野与“大三儿视野”的同步和同位；在叙述上，“兵哥”“春哥”“朱朱”等残疾或低智的同事好友与大三儿一起构建了又一个真实、和谐、平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友好的生存替代健全和成功，成为这个人群的价值坐标，他们完全不必承受任何人的俯视和侧目，也不会接受其他人的怜悯与施舍，每个月一千五六的收入让他们的生活保有着平淡的温度和节奏，不设防线的沟通让他们比心智健全的人更加简单和直白。

　　因此，当买彩票的大三儿第一次出现在观众视野里，镜头里晃动的不是他蹒跚的步伐，而只有冬日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对彩票店主那一句中气十足的“照（号）打”，突出了人物豁朗从容的调子。生活里，他和好友“撸串”聊自己想去西藏，打趣哥们想交女友早点结婚的热情；他和父亲做饭吃饭热剩饭，和工友进门出门打招呼；他一边调侃自己坚持买彩票是为了“满足自己小人得志的卑鄙思想”，一边和同事开着关于相亲关于加班关于别人学打鼓的日常玩笑；一边在厂区中规中矩一丝不苟地完成每天拖地的工作，一边也能嘲讽耄耋之年的老父亲竟然换了鸟叫的短信提示音。当人物安然地处于机械无聊的生活自循环中，不夸张生活的窘迫、不渲染残缺的痛楚、不顾影自怜也不假装文艺的时候，超脱功利和“去奇观化”的观照视角在保证生活质感的同时，也保住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信任和契约。

　　在“去西藏”这个核心问题上，大三儿是坚定的，也是执着的。到底是他比普通人更无趣的生活、更差的身体条件让他的愿望格外强烈，还是自小在运输车队长大，常被哥哥们带出去玩耍的童年岁月预设了这个看似遥远的梦想，电影并没有给出答案，而两个以司机为职业的哥哥相继遭遇车祸离世，无疑给他冒着生命危险的“西藏之行”晕上了悲凉的命运底色。影片记录了春夏秋冬四季里，大三儿面对的来自各方的纠结、反对和担忧，但是对于一个“行动派”而言，他能做的就是独自去北京锻炼自己，反复去医院评估体能，以及在“串局”上固执又坚持的沉默，终于慢慢说服了开车带他进藏的朋友阿皮。大三儿走上布达拉宫的艰难和坚定，接到白色哈达时的意外和开心，海拔四千米时被阿皮背着前行的感动，在珠峰大本营邮寄明信片执意付钱的憨厚，都是他在日常世界里不曾被唤醒的精神光芒。电影中不断以交叉剪辑的方式闪回他关于梦想的独白和在楼道反复拖地的寂静，两个世界的图景就在这闪回中徐徐展开，而远方的世界也宽容地吸引和滋养着这个命途多舛的人。当大三儿望着远处的珠峰看到雪山金顶，站在天光云影的然乌湖畔，听着帐篷里哔哔剥剥作响的火炉，他和所有人一样感到幸运和满足，那些命运的捉弄与生活的冷待都变得微不足道。

　　深夜的帐篷中，佟晟嘉问大三儿：“大家都说来西藏是净化心灵的，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心灵被净化？”大三儿说:“我感觉我的心灵挺纯净的，稍微净化净化就行了”。这带着几分幽默的答语让当时采访大三儿的导演颇多“遗憾”，但正是这“启而不发”让主人公形象的呈现经验超越了再现经验，以强烈的即时性和真实性逃离了简单的“励志”和轻浮的“鸡汤”，而观众也不必再仅仅从道德评价意义和人物性格的认识意义上对大三儿进行定位和阐释——从他的细碎日常和进藏壮举中迸发出来的是超出评价意义和认识意义之上的审美意义：即人如何与自己的缺陷相处，如何与莫测的命运相处，如何与远方的梦想相处。而在这些相处中，大三儿达观地接受，认真地生活，执着地追求，不去怨天尤人、不会矫揉造作、不见贪心不足，践行着罗曼·罗兰笔下那朴素的英雄主义：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但是，影片的结构面对这样的精神内涵也表现出了不堪重负的无力感。在“进藏”这个关键性的转折上，情节的线性推进并不明显：到底是体检结果，是大三儿的执拗，还是对梦想的同理心说服了一直担忧的朋友，片中没有给出逻辑提示，就算崔健的《一无所有》再燃，也无法完成情节过渡。而交叉剪辑带来的双机位感又呈现出了浓郁刻意的设计痕迹，一边是在空荡黯淡的楼道里拖地的孤独，一边是充满表达欲望的回忆和描述，导演与主角之间的兄弟情感所伴生的信任参与了创作，大三儿本人带有评价性和情感性的内心独白替代了镜头对日常生活的跟拍，大量的同期声和画外音独白破坏了观众见证、发现和思考的审美愉悦，削弱了纪录片最为基本的纪实性。不仅如此，导演又抽离了现实世界健全人这一参照系，主人公在类似真空的框架下所做的回忆、表现和努力，都变得轻飘——他完全可以更多地与现实社会发生衣食住行等种种关系，影片也完全可以在精神上向他喜怒哀乐的更深处潜行，而不是仅仅抓住一个工作场面和一种处世态度来完成对人物的总结，任凭影片的私人化肆意蔓延，导致观众不能产生足够的共情，又降低了纪录片的感染力和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