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最高人民法院承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攻坚年份，在此背景下，影片《特别追踪》的推出可谓及时。该片是法院系统第一次自觉运用艺术虚构与院线发行的创作生产方式，力图承载依法治国、法治精神推广和歌颂法院工作者的宏大主题的重要尝试，而且影片创作团队在命题之下全情投入，整体上成就了一部在新时代背景下具有思想高度与艺术态度的电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宣传价值。

　　整体而言，影片在真实清晰勾勒执行案件全过程的同时，呈现出比较自觉的类型定位与创作构思。影片以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曾执行的一个“拒执罪”真实案例的基础上，精心构思了以法官雷明团队不懈追捕“老赖”贾有道与贾有道设法藏匿与转移财产的反执行为核心冲突与情节主线的故事，并在惊险紧凑的叙事结构基础上，叠加了贾有道人大代表的政治身份而强化了法官执行抓捕的情节难度，还加入了“案中案”“戏中戏”的元素，编织了酒店经理姚晶晶利用贾有道的情感与弱点、而设计骗取贾有道全部财产而逃匿的副线情节，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剧作层面的立体感与丰富性，有效地提升了故事的戏剧张力。

　　全片叙事节奏较为张弛有致，故事情节的转向与延展巧见一定的内里章法。影片前半部分，应对法官们的层层追击、贾有道从反追捕到被抓获审讯执行的情节主线与姚晶晶掠夺贾有道财产、成功逃匿的情节副线基本上是平行推进的，两者之间在叙事空间与人物搭建方面有相互补充关系，但情节副线很难形成对全片“追捕与反追捕”的核心冲突的直接交叉。如此，当贾有道被抓，除了一套母亲居住的房子被执行拍卖之外，其名下财产已没有去向，但除了一张贾有道自愿付给姚晶晶一千万的欠条、而且欠条作为证据已被执行法官认可，那么怎样才能让卷钱逃匿的姚晶晶再次与情节主线发生关系并进一步推进呢？在疑似山穷水尽之时，编导出其不意地补充交代了此前故意省略、实则已巧妙铺垫的贾有道被姚晶晶逼写欠条时的录音，这既是贾有道主张自己被骗的有力证据，更是故事情节精彩转向与深度推进的关键悬念，成为全片戏剧性构思的最重要一笔。

　　与此同时，全片视听语言的运用较为讲究，比如为了抓捕贾有道、法官夜闯贾有道母亲家，一方面法官们仔细搜查房间与家具，另一方面贾有道焦虑流汗、在狭窄房间设法躲藏，镜头的交叉剪辑配合着紧张的音乐，加上“最后一分钟”情节出乎意料的急转，从而形成了悬念的有效铺设与戏剧张力的积累。

　　与此同时，影片也呈现出比较突出的人文深度与专业制作水准。作为司法题材的电影《特别追踪》将社会现实问题与人物的情感真实、人性内涵等巧妙地纳入虚构故事文本中，让影片不仅成为承载国家意识形态与宣传推广法治执行的主流价值，而且还成为包含人性困境、人伦亲情、道德缺陷等多层面现实反思的意义衍生场，具有更丰富的人文深度。

　　影片尽管由青年导演王启蘅执导，但幕前幕后创作者却颇具实力，编剧田水泉具有法院系统实战工作与影视创作的丰富经验，国家一级演员周浩东、牛宝军分别饰演法官雷明、老赖贾有道，他们的表演内外兼修，举手投足、内心情感的呈现颇为老到，赋予了正反派人物充实的心理动机。

　　客观而言，在电影艺术表达方面，影片《特别追踪》尚存在一点不足：首先，类型叙事与戏剧冲突的层次推进缺乏有效策略。尽管“执行与反执行”的情节主线比较清晰地建立，但法官与“老赖”之间的“猫捉老鼠、老鼠躲猫”的智斗过程缺乏多回合的编排与策划，法官们面对贾有道与酒店相关账户的查询、贾有道情感关系的调查、去姚晶晶家观察到男人鞋等诸多可能的情节疑点，却欠缺应有的专业敏锐度、后续主动性与推理前瞻性，贾有道作为老谋深算的老赖毫无战斗力，反而被姚晶晶玩弄于股掌之间，主要人物的睿智不足与对抗强度欠缺，从而导致了全片戏剧冲突的累积营造缺乏缜密构思与层次推进，也就无法形成有力牵引观众观赏注意力的戏剧张力。其次，全片缺乏事实上的核心主人公，人物情感纠结、人性矛盾等内涵挖掘不够深入。按道理，情节主线是法官雷明带领团队与贾有道之间的“双雄对决”与正反较量，那么雷明应该是牵引全片故事情节发展的第一角色，他应该具有更个性化的主动判断和决策行动，但很多时候他只是被动受命、具体执行，而见不到他独特的指挥才能与英雄魅力，而且也没有呈现出执行过程中他面临的情感与人性的复杂性，这不符合电影剧作情节编排与人物塑造的创作规律。从主题表达而言，领导坐镇指挥场景的多处编排可能会提升全片的思想高度，但对类型叙事而言，则明显地喧宾夺主，导致影片戏剧冲突的失焦与弱化。

　　总之，作为一部司法题材电影，《特别追踪》的创作尝试难能可贵。在有效弘扬法治精神、承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目标基础上，它的经验将为未来的同类题材电影带来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