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明初的严格规定，明中叶后政令逐渐松疲，在商业发达、以奢侈相竞的社会氛围中，兴筑园林逐渐蔚为一时风尚。如《万历野获编》中记：

　　都下园亭相望，然多出戚畹勋臣以及中贵，大抵气象轩豁，廓庙多而山林少，且无寻丈之水可以游泛。……豪贵家苑囿甚夥，并富估豪民，列在郊愬杜曲者，尚俟续游。盖太平已久，但能点缀京华即佳事也。

　　由“园亭相望”句，可推知当时园林的兴盛繁多，而其中的筑园者除了“戚畹勋臣以及中贵”，还包括富豪之家。何良俊（1506—1576）亦记：“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说明明代中叶以后，在社会兴筑园林的风尚中，无论其身份品秩之高低、社会层级之高下，只要是具备经济能力的人，都希望建置园林。成化以后，社会逐渐富裕，居住限制的礼制律令也不再被严格遵守，兴筑园林之风开始兴盛于江南。黄省曾之《吴风录》，对于江南一带的造园之风，即云：

　　至今吴中富豪，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阴洞，至诸贵占据名岛以凿琢，而嵌空妙绝，珍花异木，错映阑圃，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小盆岛为玩。

　　上文说明了当时园林风气盛行，权贵造园占据名岛，雕琢奇石，购置奇花异草，园林风尚的浸淫，亦直接影响到吴中市井小民的生活，从而效法模仿，显示当时筑园风气日炽，已成为时人所追逐的风尚。

　　有关江南地区的园林盛况，文献中可见到的记录甚多，如王世贞在其《太仓诸园小记》《游金陵诸园记》中分别记录了当时太仓、南京两地私家园林的盛况。其中《太仓诸园小记》记录，当时的太仓城内有园亭十一座，属于王氏兄弟的有三座，曰：“吾州城，睥睨得十八里，视他邑颇钜，阛阓之外，三垂皆饶隙地，而自吾伯仲之为三园，余复有八园。”王世贞又于燕游金陵期间，得隙饱览金陵名园，留下记录的园亭共计三十六座，并且将金陵名园与李格非（1045—1106）《洛阳名园记》中所录者相较短长，认为金陵名园定当胜之而有余，评曰：

　　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锦衣之东园；清远者，有四锦衣之西园；次大而奇瑰者，则四锦衣之丽宅东园；华整者，魏公之丽宅西园；次小而靓美者，魏公之南园，与三锦衣之北园，度必远胜洛中。

　　袁宏道（1568—1610）于《袁中郎游记·园亭记略》亦记述了当时苏州地区城市园林的繁华景况，曰：

　　近日城中，唯葑门内徐参议园最盛。画壁攒青，飞流界练，水行石中，人穿洞底，巧逾生成，幻若鬼工，千溪万壑，游者几迷出入，殆与王元美小祗园争胜。祗园，轩豁爽垲，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风味，徐园微伤巧丽耳。王文恪园，在阊胥两门之间，旁枕夏驾湖，水石亦美，稍有倾圮处，葺之则佳。徐冏卿园，在阊门外下塘，宏丽轩举，前楼后厅，皆可醉客。

　　上文记述了当时袁宏道所见到的徐参议园、祗园、王文恪园、徐冏卿园等四座苏州园林，静观自得，美不胜收。对于当时袁宏道未及去成的拙政园，他也转引耳闻，为其留下记录，曰：“拙政园，在齐门内，余未及观，陶周望甚称之，乔木茂林，澄川翠干，周围里许，方诸名园，为最古矣。”后人可想当时苏州城内的五座名园之大概。由以上的文献记录可得知，明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兴筑园林的风气的确兴盛。明代江南鼎盛的筑园风气、富裕的社会经济，加上相互竞争侈丽之风，影响所及，经常可见一人拥有多处园林的事例。例如王世贞曾记一人同时拥有三处园林，曰：“茂来性好治园墅，在吾州城者一，故居沙头者二。”而如是的例证不胜枚举。在城市中构筑园林，经济上的支出已属不易，有时为了趋随筑园潮流，满足其筑园之癖，往往太过执迷投入其中，以至于散尽家财。潘允端（1526—1601）即为其中一例。虽然他营建了自己满意的“豫园”用以安度晚年，却也使其家业消耗殆尽，因此，园林完成后，他无可奈何地告诫子孙，希望子孙以他为鉴：

　　大抵是园不敢自谓辋川、平泉之比，而卉石之适观，堂室之便体，舟楫之沿泛，亦足以送流景而乐余年矣。第经营数稔，家业为虚，余虽嗜好成癖，无所于悔，实可为士人殷鉴者。若余子孙，惟永戒前车之辙，无培一土、植一禾，则善矣。

　　王世贞也是当时筑园成癖的痴人之一，曾自叙其癖曰：

　　今世贵富家，往往藏镪至巨万而匿其名，不肯问居第，有居第者，不复能问园，而间有一问园者，亦多以润屋之，久溢而及之。独余癖迂计，必先园而后居第，以为居第足以适吾体，而不能适吾耳目，其便私之一身及子孙，而不及人，又园之胜在乔木，而木未易乔，非若栋宇之材可以朝募而夕具也。于是余弇园最先成，最名为胜，而天下之癖迂，亦无不归之余者。

　　对于筑居第应当优先于建园的看法，王世贞并不以为然，而认为应当“先园而后居第”，因为唯有园林才能够愉悦身心耳目，也唯有园林不但能将其好处及于自身与子孙，也能够及于众人。

　　若以文化地理考虑江南，扬州亦属江南的范畴，且扬州也以园林著称。《扬州画舫录》引刘大观（1753—1834）曰：“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林胜，三者鼎峙，不分轩轾。”刘氏认为扬州的园林更胜苏、杭。的确，扬州物产富饶，所居者又多安乐娴雅之士宦巨贾，故久以园林著称，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清初。文人王士祯（1634—1711）记曰：

　　广陵，古所称佳丽地也。自隋唐以来，代推雄镇，物产之饶甲江南，而旁及于荆豫诸上游。居斯土者大都安乐无事，不艰于生。又其地为南北要冲，四方仕宦多侨寓于是，往往相与凿陂池，筑台榭，以为游观宴会之所。

　　扬州地区的优越交通环境、丰富物产资源，确实为园林提供了极佳的先决条件，成为营建园林最为蓬勃的地区之一。

　　更进一步，由王文可知，园林不但是仕宦的“侨寓”之所，更是他们“游观宴会”的重要场所，而园林既然是“游观宴会”的社交场所，那么，选择兴筑园林的地点、位置（location）就会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园林的营建位置，若根据《园冶》所记，可以分成六种择地的区位，分别为：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繁荣，城市生活优渥，以及交通便捷等种种有利因素，士人与商人阶层多转趋居于城市。城市经济活动的繁荣，对于商人所提供的利益与便利自不待言。因此富商巨贾多择居城市，以图其地利之便，然为了安全考虑，他们多半特别注意防盗问题。王世贞即记录了太仓富人吴氏家族，筑园于地处热闹市集的居所之后，入门前必须先经过一个弯曲的小巷弄，然后还要再呼唤家丁，迂回由左侧入门，其文特别提到：

　　吴氏园者，在州南之稍东，最为阛阓，而园屏居第后，地不能五亩，屈曲呼门，由左方而入。……大抵楼高于山，墙高于楼，不令内外有所骋目，而又严其鐍，无敢闯而入者。

　　由上文还可以看出，除了入门前的严加把关，在园林的建筑安排上也是以防盗为重心。建高楼必高过山，以求瞭望的视野宽阔，而围墙必须高于平楼，外人无法看到园内动静，并且严其防守，使人不敢擅闯，以上都是基于治安为主的考量。

　　士大夫视园林为寄情养志的实现地，明中叶以后的文人既欲放逐心灵于山林之中，又欲追求城市中发达的经济生活，与有利的社交活动，所以寓居城市即为一较为折中而理想的选择。对此，陈继儒（1558—1639）曾言：“士大夫志在五岳，非绊于婚嫁，则窘于胜具胜情，于是葺园城市，以代卧游。”因此，为了满足山林之志，不再卧游，于城市中建筑一座城市山林，便成为明代许多文人的理想。

　　而文人择居城市，也同样有基于安全考虑的原因。王世贞即曾流露他的担心，因而搬入城中，曰：

　　始余待罪青州，以家难归，窜处故井，公除之后，数数虞盗窥，徙而入城。

　　苏州城内，依附隙地而夹建于巷弄间的园林甚多，园门低调地混杂在狭小的巷弄中，一旦进入门内，却是开阔的山林天地。例如王心一（1572—1645）的“归园田居”，正是一座园门开于窄巷之间的园林，步入园门之后，却别有洞天，有楼有水，光是池塘即有五亩之阔：

　　门临委巷，不容旋马，编竹为扉，质任自然。入门不数武，有廊直启，为“墙东一径”，友人归文休额之也。……自楼折南，皆池，池广四、五亩，种有荷花，杂以荇藻，芬葩灼灼，翠带柅柅。修廊蜿蜒，架沧浪而度，为“芙蓉榭”，为“泛红轩”。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事实上，明代时苏州的许多园林，其门前多看似是商贾喧嚣的湫隘之地，但是一入园中，曲径通幽，宛若另一世界。文震孟（1574—1636）的“药圃”亦为一例，其园林几经转手，后来更名为“艺圃”，汪琬（1624—1690）受托为其作记，曰：

　　艺圃者，前给事中莱阳姜贞毅先生之侨寓也，吾吴郡治西北隅，固商贾阛阓之区，尘嚣湫隘，居者苦之，而兹圃介其间，特以胜著。圃之中为堂，为轩者各三，为楼为阁者各二，为斋，为窝，为居，为廊，为山房，为池馆、邨柴、亭台，略彴之属者又各居其一。……至于奇花珍卉，幽泉怪石，相与晻霭乎几席之下；百岁之藤，千章之木，干霄架壑；林栖之鸟，水宿之禽，朝吟夕哢，相与错杂乎室庐之旁。或登于髙而览云物之美，或俯于深而窥浮泳之乐。来游者，往往耳目疲乎应接，而手足倦乎扳历，其胜诚不可以一二计。

　　“艺圃”之所在，本为商贾汇集的阛阓之区，看似离市井甚近，尘嚣喧闹不堪，但是一经巧心经营，则可以得市井之便，却不受市井之扰，甚至使得来游之人，耳目、手足俱因游赏其中而疲倦，可见其园的可观之处，应该是相当引人入胜。若云深明城市筑园的好处，兴筑园林于城市，且以隐居城市为乐的文人，可以文人画家沈周为代表。沈周曾为己兴筑“有竹居”，并以《市隐》诗明其志，说明了文人即使居于城中，亦闹中取静，乐此不疲。因此计成亦云：“市隐尤胜巢居，能为闹处寻幽，胡舍近方图远；得闲即诣，随兴携游。”说明了筑林园于城市的好处。择居于城市之中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取其交通的便利。陆路之外，江南水路发达，水运的便利也往往是择居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李东阳（1447—1516）写《东庄记》，首先即提其交通之便：“苏之地多水，葑门之内吴翁之东庄在焉。菱濠汇其东，西溪带其西，两港旁达，皆可舟而至也。”江南还有一座与水关系密切的园林，即坐落于甫里的“梅花墅”，钟惺（1574—1624）为其作记曰：

　　玄佑家甫里，为唐陆龟蒙故居。行吴淞江而后达其地。三吴之水，而不知有江，江之名复见于此，是以其水稍异。……大要三吴之水，至甫里始畅，墅外数武，反不见水，水反在户以内，盖别为暗窦引水入园。

　　上文不但可以见到“梅花墅”与三吴之水的关系紧密，除了在“梅花墅”可利用水路的交通之便，还可引水入园，连接园中各个楼阁、廊桥的角落，将水与园充分结合，在结构与布局上相互为用，并且在景观上交互掩映，“梅花墅”的依水、用水，堪称当时一绝。

　　城市中的园林亦有助于社会人际网络的紧密联系。这些位居城市，且交通便利的园林，通常都有一个广结人脉，好客且喜爱招客、留客的主人。例如上文所引的“梅花墅”，即建有一个可以供百人宾客听歌游乐之处。而太仓的“安氏园”，虽园主人已高龄八十，仍喜欢亲自接待宾客，家中为了接待宾客而准备的酒菜食物，也以最为丰盛出名。

　　江南筑园于城市的风气兴盛原因之一，亦与城市可提供夸耀奢侈的机会相关。不同于沈周的低调市隐心情，其实当时很多文人精英正乐在筑园林于城市的高调之中，他们认为筑园亭而居于城市，可鱼与熊掌兼得，既享受隐逸的美名，又不必真的远离具有文化、社交、安全等种种好处的城市中心。因此，他们不但追求筑园林于城市之中，而且享受借园林以展示品位，彰显地位、富贵的高调之中。

　　至于明代江南城市园林的密集盛况，王世贞《求志园记》曾引张伯起（1527—1613）言曰：“吾吴以饶乐称海内冠，不佞夫差之墟，甲第名圃亡虑数十计。”钟惺的文章中，亦曾提及吴地的城市山林之盛景，曰：

　　出江行三吴，不复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抵皆园也。乌乎园？园于水。水之上下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室，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竖者为石，动植者为花鸟，往来者为游人，无非园者。……予游三吴，无日不行园中。……三吴之水皆为园，人习于城市村墟，忘其为园。玄佑之园皆水，人习于亭阁廊榭，忘其为水，水乎？园乎？难以告人。

　　由“其象大抵皆园”句，可以想见当时三吴的园林之胜。钟惺所记的三吴之地，有水之处皆有园，其中“人习于城市村墟，忘其为园”一句，说明三吴的城市园林众多，人们处身于其间，已经忘其为建于城市中的园林了，而“三吴之水皆为园”句，更透露出时人筑园林于城市，以三吴之地为主要集中区域的趋势。

　　清初归庄（1613—1673）在批判当时社会的奢侈现象时，提到吴地城市园林兴盛的情况：

　　今日吴风汰侈已甚。数里之城，园圃相望，膏腴之壤，变为丘壑，绣户雕甍，丛花茂树，恣一时游观之乐，不恤其他。

　　所言吴地的城市园林，既已达到“园圃相望”的地步，更可以说明当时城市园林的盛况，已达到了相当密集的地步。而学者吴智和亦曾以松江府为例，列举了明代上海地区的城市园林，曰：“以松江府而言，如华亭吴稷‘养浩楼’、曹氏别业‘西园’、上海顾从义‘玉泓馆’、华亭陆树声‘适园’、华亭范惟一‘范太仆园’、华亭朱大韶‘文园’、上海潘允端‘豫园’等，都是正、嘉、隆时期‘城市山林’的典型。”而单由松江府一地名园的密集程度可知，明人于江南城市中兴筑园林，实为一时的主流风尚。

　　明代中叶以后，政令松疲，以及经济富裕与社会风气使然，兴筑园林蔚为一时之风尚。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与交通的便利，人们逐渐择居城市，实为一普遍的景况，且为了同时享有山林之胜与市井之便，有能力兴筑园林的文人与商人们更兴起了叠山理水于城市之中的趋势。在筑园风气与择居城市的二元因素推波助澜之下，具有良好自然环境的江南城市，则成为此一风尚的实际展演地，成就了许多此一风尚下的园林产物。明代江南的城市中则因此充满着由文人与商人所兴筑的风格各异、格调不一的城市山林。

　　（本文摘自康格温著《〈园冶与时尚〉：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化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18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