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收到李铮兄寄来的两大本《董海川》，我的确吃了一惊。煌煌近百万言的一部巨著，是我难以想象的。恰如李铮兄在“后记”中所言，大约十年前，我们曾在一起谈到董海川，我希望有人能写写这个人物。没想到，十年后，李铮兄真的交出了这样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一部可以和董海川相匹配的作品。他用充满感情的文字为董海川垒起了一座丰碑。

　　董海川是中国武术绝学八卦掌的创始人，为中国武学的发扬光大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固然应该写，也非常值得写。但写董海川绝非易事。首先是可以利用的材料少而又少，涉及董海川的身世和经历，而相对比较可靠的，大约只有墓碑上的那篇文字。在董海川生活的时代，习武之人读书的很少，虽有读过几天书但能把或肯把武林中的人和事诉诸文字的就更少，这不仅关乎能力，也关乎习惯或观念。武林中人多视本门本派的武艺为独门绝技，是不肯轻易示人的，故以口传心授为主，很少以书本方式流传。至于文人学子，肯与武林中人结交的，恐怕也不多见。古代有位司马迁，他著《史记》，肯为“游侠”立传，已是凤毛麟角；近代有位谭嗣同，他与大刀王五的生死之交，更是绝无仅有。据说他的绝命诗“去留肝胆两昆仑”中就有一位指的是大刀王五，可惜他死得太早，也没给王五留下更多的文字。所以，武林中人的事迹，多靠街谈巷议，口口相传，白云苍狗，真假莫测。这是其一。

　　其二，在董海川的经历中，也有一些难解之处。比如，有传说他学艺之后下山曾到南京见过洪秀全，并接受了去京城刺杀咸丰皇帝的任务；又说他来到北京之后，打算以太监身份混进皇宫，故曾自宫。后遇肃王爷，二人一见倾心，遂成莫逆。这时恰逢咸丰逝世，刺杀之事亦不再提。如何处理这些充满内在矛盾的情节和细节，对作者显然是很严峻的考验，就叙事而言，不仅在逻辑上要自洽，而且，人物性格和精神世界也要考虑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董海川的形象就可能受到损害。

　　现在看来，在李铮兄所作的《董海川》中，这些难题都得到了妥善的、合情合理的解决，有些地方甚至解决得很高明，很有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我想，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对董海川这样一个题材，作者采取怎样的表现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董海川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在京传授八卦掌多年，高徒便有几十位，再传弟子，乃至后辈子弟遍及世界，他们心目中都有先师“董公”高大威猛的形象在。对于一位“传奇”来说，这种现实性是一种束缚和限制。在创作中，这种人物所固有的“真实”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违背的。但他所作毕竟是一部“传奇”，一部叱咤风云、天马行空的英雄传奇，不能没有放纵其文思与想象的博大胸襟和精神自由，所谓“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就是强调作者的创作思绪，可以上接千年，纵横万里，穿越古今，驰骋江海。

　　这正是《董海川》的不同凡响之处。在这里，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董海川作为大清武林第一高手的成长经历，谓之英雄成长史亦可。故事是从董海川少年习武开始的。这个平凡的农家子弟，因了极偶然的机缘，与几个少年朋友，亡命天涯，竟走上一条极不平凡的英雄之路，在经历了世间凡俗难以想象的磨砺锤炼之后，最终成就了这位顶天立地、光照日月的英雄豪杰。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作者把他放在乾嘉以来民间反清斗争的大背景下，给他的英雄形象涂上了一层历史的沧桑，有了这层底色，他不再仅仅是一位武林高手，国术大师，而且还是德被天下，义薄云天的道德完人。

　　这是作者赋予董海川最鲜明而又突出的特点，即武林的道德信念、行为规范与儒家，特别是宋明以来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所提倡的慎独、克己、修身、历节等理念，在他身上是融为一体的。他的神勇、苦学、博采众长、潜心悟道，使他成为无人可以挑战的武林第一高手，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完全不计个人得失地讲诚信，讲公正，讲道义，讲气节。比如他拜师达扬学习轻功，后知达扬即杀害白莲教川楚大起义总指挥王聪儿的凶手罗思举，这让他感到十分为难，几次有机会除掉这个恶棍，他都因师恩在前而下不去手。他与僧格林沁的几次比武也是这样，在他固然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意思在，但别人不这么想，洪秀全就怀疑他勾结官府。他对雪莲、海婉这两个一直心系于他的女子的态度，更具有儒家“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感。这样的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杨联陞先生在谈到侠与儒的行为方式时曾说，儒家是用个别修改一般，而侠则依普遍原则行事。冯友兰先生也曾指出，侠的行为很多时候是“超道德”的，“比其社会所规定者高”。故在常人看来虽是违背常情的举动，但侠仍会坚持。董海川的许多行为，只有这样才是可以理解的。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是神，也是人类自立的一座标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使得董海川的形象完全超越了传统古典小说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三国演义》的关羽，《水浒传》的武松，都是千古传唱的英雄。《水浒传》一百单八位英雄好汉，金圣叹最推崇武松，称他是“一片血诚，一片天真，一片大义”，而董海川对人对事何尝不是一片赤子之心，纯真本色？这几句话，武松担得，董海川就担得。关羽人称“武圣”，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美誉，董海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得名“大义金刚侠”，就在杀虎口救镖车之后，他的侠肝义胆，首先征服了心意拳大师戴文雄，不仅收他为徒，还要培养他为心意拳下一代的掌门人；而隆庆祥的廖庄主更为董海川的豪侠仗义顿生崇敬之心。其诛杀申屠霸，为其对手僧格林沁的尊严而杀了捻子桂三，都可见证他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气概和道德观。

　　虽然《董海川》骨子里是一部英雄传奇，但为了增加其可信度和真实性，在这里，作者有意用了一些历史文献来突出其叙事的史传色彩。故事开始前，他先卖了个关子，用《红楼梦》中“石头记”和“情僧录”的办法，借蔡文典的《大清武林列传·董海川传》，引出董海川的故事。书中还大量引用了《清史稿》《清史演义》以及一些文人的掌故、笔记，搞得虚虚实实，扑朔迷离。尤其值得赞许的，是在这部英雄传奇中，作者巧妙地融入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民间与朝廷、江湖与庙堂的博弈，乃至国家民族矛盾，作为董海川身世飘零的历史大背景，深化了这个人物的思想内涵和认识价值，使这个人物更复杂，也更有立体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