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乃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卷帙繁富，“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所以从此书取资，钩稽宋代散佚诗文者，自明嘉靖张四维始，代不乏人。至今人所编两种宋人诗文总集，集前人之大成。后续订补之作，也有大量新发现。再加上目前学者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仅为残存副本八百一十八卷，似乎已题无剩意。但笔者细检“永乐大典本”文献，增补了学人失收的大量作者，也提供了已收作者的大量佚篇：新得宋诗作者142人、宋文作者281人；已收作者如范仲淹、晏殊、王安石、苏洵、曾巩、苏轼、黄庭坚、秦观、李廌、吕本中、曾几等名家，均有佚篇所得。文献保存之功，不遑多论。这批新辑篇目虽属片鳞碎羽，但内容极为丰富，对传世文献具有补充和修正价值。

　　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近日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纂修《永乐大典》的文献依据，为明初文渊阁所藏典籍，实宋、金、元诸朝中秘藏书之荟萃。因之，《永乐大典》所收之书，多世无传本者。孔凡礼、卞东波等学者均曾据以考察宋人佚集。今所得佚文也丰富了宋人集部著作资料，这里仅举别集及诗文评两个例子。中华书局影印本《永乐大典》引有《瀛洲集》，凡四处：卷二八一二引诗《子新令郎作墨梅有奇趣》2首、《观月秋作梅》1首，标为“瀛洲集”；卷九七六三引文《雪岩说》，标为“瀛洲集家铉翁”；卷二○三○八引文《一庵说》，标为“瀛洲集则堂先生”；卷一九八六五引诗《水竹诗》2首，标为“瀛洲集”。栾贵明《永乐大典索引》归此集于元人徐世隆下。但依《永乐大典》引录诗文的方式，此集必定与家铉翁有关。家铉翁文集早佚，四库馆从《永乐大典》辑出《则堂集》六卷，未收上述诗文。则四库馆臣并不认为《瀛洲集》是家铉翁文集。《全宋文》册三四九页八○六六辑其中标家铉翁名号的二篇佚文，而《全宋诗》及其订补之作未录其中五首诗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永乐大典》卷二二七二引录此集，明确标为“则堂先生瀛洲集”。如此，可确认此集为家铉翁所著。家铉翁晚年居河间，此地唐为瀛洲，故其集又有名《瀛洲集》者。诗文评方面最有价值的是《蕙亩拾英集》。“永乐大典本”文献引此书韩择中妻马氏诗2首、黄公举妻诗10首、王安石女弟王文淑诗1首、郭晖妻诗1首。知此集专收女性诗作与本事，丰富了女性诗人群体资料。

　　佚篇中序跋类篇目，多载集子编纂详情，有助于考证宋集版本及流传。如郑侠《西塘先生文集》，传世文献仅载宋孝宗隆兴至宋宁宗嘉定年间的四次刊刻。而《永乐大典》卷二二五三七载文及翁咸淳二年（1266）《西塘集跋》，有云：“前太学博士林伯常甫生郑公坊，慕介公节义，兴贰郡于漳也，以公常侍亲宦游，援引古谊，列祠学宫，刻公父集，昭示不朽。”知宋度宗咸淳时林伯常亦曾刊郑集于漳州，郑集又增一宋刻。另如司马光集，学者认为有名《传家集》之宋刻，今已不存，仅能据同一系统的明刻本辗转推测其源流。《永乐大典》卷二二五三六载陈冠《温公传家集序》，有“右《司马文正公文集》，总八十卷”“嘉定癸未，公四世孙遵出守武攸，复以泉本刊于郡斋，课工未及五六，一而罢去，事遂中废。是年冬，宝婺应侯谦之寔未宣布之暇……益鸠木饬匠，严其程序，且俾冠订正其字画之舛讹。始于春仲，迄于冬孟。工告讫事，视旧本加核”等语，则此宋刻凡八十卷，乃嘉定十六年（1223）应谦之参以泉州刻本，在司马遵的基础上编纂刊刻而成。

　　佚篇中序跋类篇目还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批评史料。如嘉定时胡如埙注释唐人卢仝《月蚀诗》，一句一字，必详其所自出。其书虽已散佚，但《永乐大典》卷九○六载其《月蚀诗书》及《月蚀诗序》二文，对诗中“虾蟆以微物托于月，而为月之害”主旨反复探讨，以其犹“宦官以微类托于君，而为君之害”，诚为确论。另如宋末元初诗人陈杰，《宋诗话全编》摘其关涉诗论诗篇十四条，颇为零散。陈杰佚文《自堂存稿自序》，系统论述有宋一代诗歌，持“本朝诗不及唐”之论，认为宋之名家，不过据性情气质，宗唐之某家而已。对舍唐不学，反而学于《文选》者，在所摒弃；薄弃南宋中后期诗坛流行的江西末流、四灵等派。论诗要旨有两端：一是宗杜，进而肯定宗杜之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拔出一代，自成三家”者；二是“有补于诗教”，崇尚“诗三百”之典范。则陈杰虽处江西末流之下，能远宗《诗经》、杜甫，近参黄庭坚、陈与义，诗风迥出时人，无愧刘辰翁“高处已逼山谷，而下者乃近自然”之誉。其他佚篇蕴涵史料虽多只言片语，也别有意义。如《永乐大典》卷八九九载诗歌《又和前人》，四库馆臣误为宋仁宗朝胡宿所作，且诗有句“诗中活法无多子，眼里知音有几人”，显与“活法”理论始于南渡之际诗人吕本中之常识有悖。今考得佚诗乃南宋张明中所作，其人在吕本中之后，所以才能有“活法”之语。

　　佚文有诗文传世作者之墓志，如《永乐大典》卷三一四八引徐良弼《陈博古墓志》、《永乐大典》卷二○二○五引陈恬《西台毕仲游墓志铭》等，提供了这些作家生平的完整资料。如释惠洪，周裕锴先生曾撰《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翔实谨严。然韩驹撰有《寂音尊者塔铭》，周先生以不得见为憾。笔者告之此塔铭现存《永乐大典》卷八七八三，很是兴奋。粗检此文，其中所云赐号“宝抉圆明”、“十九岁”入东都等，与其他文献不同；卒于“建炎二年五月甲戌”、“门人智俱等崇石为塔”等信息，也有补于存世文献。谢表类佚文或佚篇末所载作者名衔也有类似功用。如李光佚文《知湖州到任谢表》《知洪州到任谢表》《知温州到任谢表》《知婺州到任谢表》，四库馆臣误辑入李正民《大隐集》，致使乾隆之后文献均有李正民知洪州、湖州、温州、婺州之误。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佚篇的文献来源揭示了《永乐大典》辑佚的特殊“基因”，具有垂范意义：须充分挖掘四种存在形态的“永乐大典本”文献。其一是《永乐大典》残卷及抄录本。今人辑录《永乐大典》佚篇，主要依据栾贵明所编《永乐大典索引》。但索引存在篇目遗漏及条目误置等遗憾。鉴于此，辑录时要通检《永乐大典》各卷文本，逐条复查、查考文献时代。且索引编成后，不断有《永乐大典》残卷被发现，如二○一四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残卷三卷，即可得宋人佚文1篇、佚诗160首、佚词12首，足见新发现残卷的宝贵。其二是“永乐大典本”别集未散佚的原本。清人据《永乐大典》辑录的宋集，有尚存散佚前旧本残卷者。如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十六卷，可得佚文43篇。其三是四库馆稿本、录副本、诸阁《四库全书》本、早期私家抄本及刊刻本等。《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四库馆臣辑佚宗旨及理念时有调整，同一辑本内容处于动态变化，以致编书不同阶段产生的各种“中间本”，与《四库全书》定本间，有大量异变。缮写时间越早的版本，越接近编纂时所据底本。诸阁本间有不同，如文渊阁本宋祁《景文集》六十二卷，而文津阁本六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有诗文481篇，文渊阁本未收；阁本与四库馆底本有不同，如文渊阁、文津阁本王安礼《王魏公集》均为七卷，而国家图书馆藏四库馆稿本为八卷，卷七“杂著”类54篇为阁本整卷删去；阁本与早期民间抄本及刻本不同，如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静远轩刻本孙应时《烛湖集》，以四库馆臣邵晋涵抄本为底本刻成，较文渊阁本多文37篇。其四是清人所辑其他大典本四部文献。如清嘉庆时徐松辑史部著作《中兴礼书》及《续编》存佚诗159首，《宋会要辑稿》存佚诗18首。当下各类《永乐大典》佚文佚书的辑佚及整理，均当注意此一“基因”，方能臻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