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来，彭荆风扎根云南、情系云南，用文字描述云南拉祜族、哈尼族、佤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独特而丰富的人文，同时也是云南边地军旅文学开拓者之一，也是集大成者之一。”近日，由文艺报社、中国作协创研部、作家出版社、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文联、云南省作协联合召开的彭荆风长篇小说《太阳升起》研讨会在京举行，云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勇如是肯定了彭荆风的创作。

　　《太阳升起》是彭荆风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构思60多年并用7年时间创作完成。今年7月，彭荆风因病与世长辞。小说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如何与西盟佤山的佤族人民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长期友谊的故事，今年被确定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是“中国梦”专项中的一个重要选题。小说塑造了多个性格鲜明、富有时代气息的人物形象，譬如让人印象深刻的有德才兼优的解放军侦察参谋金文才，生性多疑却心系族人的部落头人窝朗牛，敢爱敢恨的佤族女子叶妙等。小说选取了当年民族工作组开展工作过程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小片断，以小见大、以点带面，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努力团结各族人民的智慧和真心、保家卫国的勇气和能力。

　　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柳建伟看来，《太阳升起》保持着彭荆风以往作品当中对于云南那片土地炽热的爱，也保持着他持续关注西盟佤山这片土地的深情，以及对生存在西盟佤山这片土地上的人命运的关照。柳建伟回忆起过去与彭荆风交往的岁月，十分动容，他说：“彭老是我们西南战区旗帜型的作家，在我文学之路刚刚起步时，就是以彭老为榜样。”

　　“《太阳升起》把少数民族文学和红色文学两大基因编辑在一起。红色文学经典的小说，喜欢用太阳这一意象，在《太阳升起》当中，太阳也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王干认为，彭荆风的创作传统从红色文学传统开始，是红色文学经典里面一个新的坐标。在王干看来，“诗情”亦是贯穿其作品的重要特点之一，“《太阳升起》写战争，写军民融合，但他写得非常有诗意。这个诗意的传统，与彭荆风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大的关系，彭荆风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入大佤山地区一般，自始至终保持着当初年轻的心态，我从《太阳升起》里面，就看到这样一颗年轻的心，一颗革命的心，热爱我们中华民族的心。”

　　在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胡平看来，根据作家亲身经历创作的小说当中，《太阳升起》是时代最为久远的作品之一。“上世纪50年代，我才刚刚出生，但彭老的小说当中所提供的关于那个时候的记忆是清晰的，大部分场景都是作者亲眼目睹的，这与靠想象编织的情节完全不同。后来的一些晚辈作家根本无法准确描绘这些场景。小说里的小镜子和牛角梳子是少数民族妇女最喜欢的东西，这些情节，直到我当知青去的时候也是如此。非常真实。”

　　同样，在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看来，彭荆风的书写是完全尊重历史真实的书写。李朝全认为，彭荆风通过《太阳升起》这样一部小说带着读者重返历史的河流，他写佤族的生活和佤族的头人，依照当年自己到西盟去走村串户调研来的最原始的材料来创作，“他写到佤族的年轻人接触解放军的时候，解放军随口说出的新词，诸如学习、工作、命令、解放等，他们都觉得很稀奇，因为不理解，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词对他们来说是外来词，这些都是彭荆风从采访调研里面得来的珍贵素材。写到当年西盟地区多支力量的角逐，有土匪、佤族等不同的部族之间的角逐，各个部落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同时还有一些别的力量之间的较量敌对，这些都写得很到位。”

　　彭荆风写过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剧本等多种文学体裁，一生热爱文学，从未间断过写作。一方面他积极投身国家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坚持在边防第一线，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文学作品，国内的、国外的、先锋的、传统的，阅读让他的作品呈现出多样的艺术风貌。与会专家认为，无论在哪类作品里，彭荆风都有鲜明的文学风格，即温暖、真实。大家一致认为，彭荆风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更有一颗对国家对人民的炽热之心，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能读到他为人民写作、为时代放歌的拳拳之心。他的短篇小说《驿路梨花》《当芦笙吹响的时候》散发出浓浓的时代气息，感人至深。纪实文学《滇缅铁路祭》《挥戈落日》《旌旗万里》热情讴歌为缔造和建设一个新中国流血牺牲的一辈又一辈英雄人物。《解放大西南》更是一部大气之作，不仅有亲历者的切身感受，更有研究者的洞察眼光，有作家的敏锐发现，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有温度的、富有启发性的文本。

　　“地域性不应对作家的创作形成局限。生活在一个地方，但是你的观念、思想、学识不能限制在一个地方。彭荆风一生的写作集中在云南这块土地上，集中在部队官兵、边地少数民族身上，但他的作品又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开阔的、深邃的，让无论哪个地方的读者，哪个年龄段的读者都能被他的作品吸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