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近15年，阿越的长篇历史小说《新宋》曲终奏雅，于2018年7月推出了四卷本大结局版。这部小说从2004年在网上与读者见面，便引起广泛关注，曾荣获2008年度最佳网络原创小说奖，创下点击千余万、留言数十万的佳绩。可以说，《新宋》这部书伴随着很多读者度过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在这个小说创作虽貌似热闹实则已趋萧条和边缘化的时代，一部历史小说为何吸引了如此多的眼球，实在值得深思。在创作《新宋》期间，阿越先后在湖南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取得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以深厚扎实的史学修养和独辟蹊径的文学想象，“改写”了大宋熙宁年间以“王安石变法”为主要事件的一段历史，小说特别诱人之处在于，它既是对1069年的全方位回溯，藉一支摇曳多姿的生花妙笔绘制了一幅别具风采的“清明上河图”，更是站在未来制高点上对历史“岔路”的探险。它的“看点”恰是对历史尘埃的一种“搅动”和“干涉”，表面是回到过去，实则是回到未来，小说特有的想象功能赋予人物遨游穿梭于异时空的自由，使作品写来更显扑朔迷离，作者自己也无法定位这部小说的“类型”，他坦陈自己的“迷惑”：“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架空历史小说？意淫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抑或是影射小说、权谋小说？”或许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多面性”增加了小说创新的自由和文字的魅力。

　　在我看来，置身于相对论的时代，任一维度的时空旅行已不足为奇，在虚构文本中，时空甚至可以随意扭曲和折叠，所以，回到宋朝并非难事，如作者所言，“平行世界的猜想，是《新宋》的一个基点。”面对历史合力铸就的现实演变轨迹，作者意欲将它扳向哪个方向？他又借助什么力量促成这种扭转？才是这场特殊的“拔河”比赛的关键，至于结局如何，倒不重要了。此“宋”之“新”就在于一个现代人以其“后见之明”为历史痼疾“号脉”，对至今仍在史学界聚讼纷纭的“王安石变法”进行重新审视，主人公石越正是依据自己深思明辨的结果对历史加以“修改”和“补漏”，所以，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自有其遵循的逻辑路数，并非心血来潮、任意为之的无厘头猜想，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宋》可视为一部颇具历史感并经由理性运思结撰而成的“乌托邦小说”。

　　具体说来，主人公石越“干预”历史走向的浩大工程，首先借助了科学技术这件“法宝”，他为那个时代“引进”了织布机、珍妮纺纱机，试制新式武器，成立“白水潭兵器研究院”，将肇发于清末现代化转型期器物层面的革新自强提至了1069年的宋代。不仅如此，他还编纂了“石学七书”，把“算术”、“几何”、“地理”、“逻辑”、“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初步知识介绍给宋人，“几部著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作者对这几部类似于今天的科普著作的小书很是看重，其中贯穿着一个重要的发现，如小说中所写：“它们的可贵之处是提出了一些理论要点，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科学技术进行理论性的总结与归纳。当时宋代的技术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各种技术发明让现代人都瞠目结舌，例如在宋代的兵器谱上，火药兵器数以千百计！其他种种发明与创造，更几乎让人怀疑那是一个现代社会——但是独独缺少的，是科学理论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在这方面的天生性缺陷，也可以说是历史没有给中华文明这个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中华文明和现代科学之间隔着一扇门，那扇门的钥匙叫‘科学理论’。”作者这一言简意赅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它击中的是中国历来只重实用技巧、轻忽理论升华的思维模式和理念弊端。石越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一番作为，正是对中国科学意趣薄弱乃至困陷于“反智倾向”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拨和矫正，也是对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的一种解答。因此，小说中出现的一系列与科学有关的情节，不仅使宋朝的社会生活出现“新”气象，作者更大的抱负在于使中国人获得一种“新”思维，藉之开出一片不同凡响的“新”境界——尽管只是一种假设和想象性试验。他甚至在《十字》的结尾，也即中国历史所处的那个商品经济萌芽、社会形态蕴含巨大变革机会的十字路口，安排薛奕率领浩大的船队出海贸易，显然将明朝实现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大大提前了，这种情节设置表明作者对“海洋文明”的神往和借重，意在引发人们的思考：如果历史沿着这种“可能”的路线前进，中国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由于这与中国的现实息息相关，自然成为读者关注的一个焦点。

　　物质文明的突破性跃进是观察和评价社会发展的直观因素，石越的优势在于“天机”了然于胸，一言一行占尽先机且无不中的从而“胜券在握”。实际上，石越一人之智远远不足以力挽狂澜，“新宋”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动员和争取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和支持，推进科技发展正是有赖于沈括等人的助力，他在学术和教育方面的“变法”和“建树”更如石落深潭，在以求取功名为人生目标的读书人中激起强烈反响。显然，作者贯彻的是欲“新”一国必先“新”人的原则，因此，“人”的变革在叙事比重上远超于器物和制度的变革，换言之，前者引领并决定着后者的方向和结果。石越先后推出了犹如重磅炸弹般的四部著作，使朝野学界为之震动，一是综合了钱穆《论语新解》和程树德《论语集释》观点的《论语正义》，一是汇集了阎若壉《古文尚书疏证》和惠栋《古文尚书考》的考据成果以证明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晋人伪作的《疑古文尚书伪作论》，一是颇具乌托邦色彩的《三代之治》，将上古三代设计为一个理想化的社会模型，一是《历代政治得失》，借总结前朝经验教训，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前两书挑战儒家经典，在学术上另辟蹊径、阐发新声，后两书则直接论政，从正反两方面言明治世纲领。几书一出，的确使朝廷官员和士子们耳目一新，为褒贬不一、争斗不休的“变法”和“新政”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思考路径，也使石破天惊般降下的“天才”石越得以迅速进入政治格局的核心。

　　《新宋》中与著书立说相辅相成的另一“新”人之策是革新教育模式，主要是兴办不同于官学的“白水潭书院”，网罗天下才俊，通过编印《白水潭学刊》，刊发学生们的文章，使之关心国家大事，增长参政、议政的才干，书中写道，“白水潭学院”推举“山长”要由“教授联席会议”决定，这明显“移植”的是现代教育的民主模式。这种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再加上《汴京新闻》等报纸的风行，真正激发了人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热情，“白水潭书院”聚集的一批“新”士子，在“新宋”政治力量博弈的场域中，成为一支异军突起的新生力量，石越的出现，的确如凌厉的劲风吹皱了一潭春水。

　　作者铺述了如此多的“可能性”，一时间，令人有花团锦簇、万紫千红的愉悦之感，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迷失于自己铺排的胜景之中，而是严格遵循了现实的唯一性，他深知历史可以假设，但史实不可更改，决定历史合力之演进方向的主要因素在于权力博弈的结果，以“拗相公”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苏轼为首的虽显保守但更为务实的一派的斗争，是对朝政进行加减乘除的重要力量，“局外人”石越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模式居间调停，力求使“利益最大化”。在诸般掣肘之下，种种耀眼的“可能性”终归昙花一现。

　　总之，《新宋》为我们审视历史和现实提供了一个别致的角度，无疑，在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我们仍有巨大的选择和左右的空间，究竟如何作为，是《新宋》留给我们的一个大问题，值得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