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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剧的创新之作

发布日期:2019-02-07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文豪  浏览次数:
 

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有限公司出品的大型原创音乐剧《花儿与号手》不久前在北京演出,该剧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红军长征途中的爱情故事。红军号手李瑞金因战斗负伤,在六盘山区养伤,与当地少女花儿通过当地民歌“花儿”相知、相恋。李瑞金被国民党发现后,花儿为保护恋人奋力与敌人周旋直至献出生命。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的理想信念和情感历程、回族姑娘的纯朴无华和各族人民无私无畏的正义精神在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人说,音乐剧重要的是音乐,剧本好坏无关紧要,这观点我不赞成。话剧剧本以思想深刻见长;戏曲剧本以诗意和韵味取胜,那音乐剧的剧本是否也应有其独特之处?音乐剧《花儿与号手》的剧本好就好在实现了“轻”与“重”的辩证统一。所谓“轻”指的是“轻情节”——全剧故事简洁而不沉闷;所谓“重”指的是题材的厚重和戏剧高潮的突出。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花儿姑娘毫不畏惧,她穿上瑞金的军装冲向敌阵,举起军号、昂起头颅迎向敌人的枪弹,“哒哒哒哒”,枪声过后,青春洋溢的花儿来不及盛开就过早地凋零,只留下瑞金独自哭泣。编剧将“花儿之死”置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利用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的宏大叙事托举起花儿与号手金子般的情感,从而赋予了“花儿之死”更加厚重而深刻的意义。

此外,《花儿与号手》的剧本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里所说的民族特色具有双重意蕴,一是它继承和发扬了民族音乐剧(歌剧)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优良创作传统,二是它蕴含了宁夏地区特有的民风民俗与民情。《花儿与号手》中巧妙地穿插着许多宁夏民间习俗,这些富有地域性的民间文化元素不仅让《花儿与号手》的审美意蕴更加丰厚,也让该剧具有更高的辨识度。

在一部以音乐和舞蹈为主的音乐剧中,我看到了王晓鹰导演丰富而熟练的导演语汇。开场的激战场面,子弹穿云裂空的音效声中,红军战士们在舞台中央急速舞蹈。他们时而聚作一团,时而四散开来,时而挥舞军刀,时而手捂胸膛。硝烟四起,战况愈发胶着,战士们一字排开,向观众席步步进逼,压得人喘不过气。

在我看来,《花儿与号手》最鲜明的艺术特征是将音乐剧不可或缺的舞蹈、音乐等元素与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完美融合。如此一来,《花儿与号手》不再是简单的“话剧加唱”,而是真正体现出音乐剧艺术的“本体性”。然而,这样的表现方式对导演的要求很高,因为在有限的演出时间内,导演既要尽可能地为全剧保留足够的戏剧矛盾和冲突,又要让音乐剧中的音乐与舞蹈等元素得到充分展现,还要掌握好二者的平衡和全剧的节奏,提升戏剧整体的观演效果。因此可以说,《花儿与号手》好不好看、精不精彩关键在于导演。好在王晓鹰导演在这点上做得十分到位,看罢全剧,我既被剧中花儿与瑞金两人真挚美好的爱情所打动,又醉心于贯穿全剧的优美旋律和曼妙舞蹈。

与此同时,王晓鹰导演几次对情绪和气氛的转换处理得也很老到。第一场,花儿不顾家人反对,自作主张收留受伤的红军战士瑞金。花儿知道自己这么做一旦被马匪知道后果不堪设想;而另一方面,心地善良的花儿又不忍眼睁睁地看着瑞金流血牺牲,这种矛盾和纠结郁积于心,不吐不快。为此,导演特地为花儿安排了一大段内心独白,让她尽情地向观众们吐露心扉,全剧的气氛也由紧张变为舒缓。再如《较量》一场,不速之客马少爷的突然造访打破了花儿大会原本快乐和谐的氛围,而关键时刻瑞金的挺身而出更是将全剧紧张的气氛推至高潮,让观众们屏气凝神关注着剧情的发展。

《花儿与号手》中的旋律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剧中《绣头纱》《军号响起》《红军练兵歌》《诉请》等歌曲的旋律令我难忘。《教唱》一场中,回族青年唱起了充满地域特色的西北花儿,而来自革命圣地的瑞金唱的是江西民歌,前者的高昂奔放遇上后者的醇厚婉转,一唱一和、你来我往,让《花儿与号手》洋溢着浪漫主义情怀。

正因为我对《花儿与号手》这部国产音乐剧十分喜爱,故而对作品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其一,全剧没能留下可供传唱的核心唱段,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当我们提到那些民族歌剧中的经典如《白毛女》《江姐》《洪湖赤卫队》时,我们首先想到的难道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北风吹》《扎红头绳》《五洲人民齐欢笑》《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么?即便是《花儿与号手》定位为民族音乐剧而非歌剧,百老汇音乐剧《猫》和《西贡小姐》中也不乏像《Memory》和《The Heati - son in Saigon》这样的经典唱段。其二,过目难忘的生动细节稍显不足。我十分认同编剧对剧本的处理方式,不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而是用类似大写意的手法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可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剧本虽然具备了“淡化情节”的集中效果和以此烘托而出的戏剧高潮,却显得在细节方面有所缺失。诚然,花儿和瑞金通过音乐相知、相识、相恋,一把军号就是两人爱情的见证,但二人在相处过程中是否有除音乐之外的故事插曲?此外音乐(民歌)这根红线究竟如何通过细节巧妙地加以表现,恐怕也需要编剧作进一步思考。其三,创新是文艺的灵魂,但舞台艺术的创新需要循序渐进。《花儿与号手》用时尚的都市音乐剧演绎红军长征这段厚重的历史,这本身就是民族音乐剧领域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既为尝试,那就意味着边走边看、摸着石头过河,既不能原地不动,也不能步子迈得太大。从节目单上的宣传到演员服装的设定都在不断加深观众对角色民族身份的认知,因此,当剧中的“回族小伙”“回族姑娘”跟随着动感的旋律跳起了“现代舞”时,观众难免会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我喜欢《花儿与号手》,因为它既厚重又欢快;我喜欢《花儿与号手》,因为它不仅悦耳愉目还能入脑入心;我喜欢《花儿与号手》,因为它让我看见苦难也看见希望;我喜欢《花儿与号手》,因为绚丽的舞台和耀眼的灯光并未湮没反倒凸显了花儿姑娘的天生丽质与纯真善良;我喜欢《花儿与号手》,还因为它让我意识到我们重新回到了一条正确的民族音乐剧的创作和发展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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