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运动及其精神传统在新中国70年电影历史中的重要标志，是爱国主义、人的觉醒与意义的找寻。“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除了新文化运动倡扬的“立人”思想和反对旧传统，爱我中华、救亡爱国无疑成为近70年来中国电影题材内容的主旋律。接续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新兴电影、40年代战后时期现实主义电影大潮，1949年以后的不少影片富有爱国情怀、忧患感和独特的时代认知，充满发自内心的激情和民族崛起、奋进的呼喊。

国家与民族的危机和振兴跨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时、战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从三四十年代“充满刚毅勇敢和血腥气味”的“国防电影”，到40年代后期“东影”木偶片《皇帝梦》，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青春之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同年出品的《渔童》，再到戏曲片《杨门女将》（1960年）等，以各具特色的“反映”现实的方法和手段，成为与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相关的特定文化指符。作为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的《皇帝梦》，内容包含对国民党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主权的罪行的揭露。《青春之歌》改编自杨沫的同名小说，影片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林道静的成长，她的快乐和忧伤，以及作为孤独的个体的余永泽失败后的失落心理，均得到生动呈现。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林道静与余永泽从相识、结合、分歧直至决裂的过程，与卢嘉川、江华的接触，层次清楚，既是一种成长，也是自我教育。在人物表现之外，有些段落独具抒情意境。《渔童》根据近代流传于渔民间的一个反帝传说改编，影片造型具有中国民间木版画风格的剪纸特色。影片故事背景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占中国港口，颁发所谓新政，禁止渔民出海打鱼，却仍要渔民交渔税。作品最后写渔童跃出，挥舞钓竿将官府买办和洋教士打得狼狈逃窜。影片着力将政治诗意与民族美学进行了结合。《杨门女将》虽是戏曲片，却将“奔赴边关，杀敌卫国，终于获得胜利”的心灵做了生动刻画。这些不同阶段的影片的演变，不是一个简单的承前启后的过程，而是随着爱国主义思潮逐步高涨，电影由单一形态转变成时代主体和国家言说的过程。

1949年以后，电影创作进一步树起爱国主义旗帜。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侵略和反侵略的关系上，电影观念中包含的整个社会、阶级立场或民族立场成为“合理要求”和评判考量的出发点。电影的题材和艺术处理能否以国家为重，是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些前提寓示并构造着创作上的世界观。但是，“五四”作为多方主体广泛、持续参与的时代叙事和动态网络，需要深入到创作者所身处的时代生活中去体验。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反封建、“思想革命”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命题在80年代新时期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文革”创伤，“伤痕电影”、反思电影、寻根电影和改革题材电影接连出现，它们大胆探索，取得较为显著的收获与影响。而对于如何在电影创作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发挥文艺应有的作用，通过重新审视科学与民主而获得了一种共同的历史意识。从《生活的颤音》《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老井》《野山》《芙蓉镇》到《黄土地》《红高粱》《菊豆》《霸王别姬》《一九四二》等影片，悲怆中见高昂，呈现出探索意味以及电影文化阐释的多元性。作为影响广泛的积极的电影实践，受到观众的欢迎。

余华、莫言等当代作家都曾坦言鲁迅是自己的“精神导师”，受鲁迅影响甚深。莫言甚至说自己“始终不能也不愿从鲁迅的影响中跳出来”。“五四”背后，是一代人“运用脑髓，放出眼光”（鲁迅语），主动或被动地在新旧夹缝间做着自己的选择。在新价值之前，既需要以反帝爱国和革命作为基本诉求，又要去发现至真、至善、至美的事物，探索并表达人对于世界的想法。在第五代影人之外，第六代影人分别推出《过年回家》（余华、宁岱、朱文编剧，张元导演）、《洗澡》（张杨、刘奋斗、霍昕等编剧，张杨导演）、《非常夏日》（路学长、李继贤编剧，路学长导演）、《梦幻田园》（郭小橹、王斌编剧，王小帅导演）等影片，成为影坛热门话题。第六代影人的影片创作，虽如戴锦华所说“多少带有某些现代主义间或可以称之为‘新启蒙’的文化特征”，但在电影快速发展下，有的作品轰动一时，却也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

二

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的文化发展、90年代市场转型，为当代中国电影发展提供了大众文化语汇和电影工业发展的文化背景。进入21世纪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各方力量和愿望的投射，越来越被赋予清醒而有强烈社会意义的革故鼎新的创作倡导。取材于五四运动，并作为五四运动的影像记忆的作品的，是199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的《开天辟地》、1999年华谊兄弟出品的《我的1919》和2011年中影集团出品的《建党伟业》，它们可谓是标志性的电影创作。李歇浦导演的《开天辟地》，故事着重表现的是从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的一段历史，片中着意勾勒陈独秀的形象，人物表现并无太过平面化的倾向。黄健中执导的影片《我的1919》，韩三平、黄建新执导的影片《建党伟业》都将人物故事放入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决定性影响的设置中进行呈现，同时展呈创作者的思考和发现。这几部影片不仅仅是在讲历史，更在描述性的视觉诗篇中，讨论了青年的意义。李大钊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指出：“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长期以来，人们回顾五四运动时会认为，这个运动以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反对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是一个新一代青年命运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的年代，它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新的拓展。“五四”后来被定为青年节，在这个激情飞扬的时代和革命历程中，青年作为精神元型确乎具有巨大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发展，充满激励力量，更具有程度相当高的叛逆和反对因袭的创造力，不断获得进击的方向感和知性的力量。扫除封建余存，充满永不掉队的进取和理性的成熟，同样会呈现出很强的创造力和使命感，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亦如此。1988年开始，《摇滚青年》《本命年》《遭遇激情》《阳光灿烂的日子》《长大成人》等影片，贴近青年个体心灵的成长，创作主题具有多元性。这之中，贾樟柯导演的作品独具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贾樟柯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作品化繁就简，撼动了国产电影传统模式的稳定形态，反映了电影创作风格和创作观念多维度的发展。

年轻一代生生不已，是电影发展之根，根基牢，电影就花枝招展，青年让电影变得更充实，而运用理性，是我们对电影艺术本质问题认识与触摸的前提。随着大片时代来临，探索其创作的可发展性，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2002年以来，快速工业化和全球化加速带来中国电影业态的改变和电影工业的超常经济增长。从《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到《捉妖记》《唐人街探案2》《红海行动》《战狼2》《流浪地球》等片，创造了高票房，电影市场大爆发。尽管影片品质不均，各方的品位、掌声和支持不太一样，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该用“青年”的心态拥抱电影产业化建设这个大平台。电影产业风起云涌，产业化语境下电影创作者忙些什么，大的方向是否符合中国电影叙事及其历史发展，创作者该树立起怎样的信心？这样的思考和思想指向是普适的、常新的。在今日的电影市场上，主要以“80后”电影人为多数，不断实现着电影叙事增殖。但快速开启与发展的电影产业化并不意味着“五四”精神式微，以至大片和“成功”就会成为危险的他者角色。在一个过度商业和倡导电影消费的年代，基于“五四”的文化价值不仅不能丢掉，我们反而应该把它视为中国电影史的一项丰富遗产与精神传统得到有力的传承。

三

纪念五四运动，发挥新文化运动精神，融“五四文化”于电影创作中，其建构、发展展示着一种共有的“元类型”的文化价值、情感认同和想象的可能性。实践层面与文化层面的这两个关键因素互相牵动，在新时代的国产电影创作领域能否铺开并持续深入下去，与它所坚持的普遍性联系在一起。看清历史轮廓，珍视传统和自己的根，让中国电影以越来越开放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潜力，塑造未来。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有利于中国电影充分发挥潜力，巩固本土市场，并努力去拓展全球电影市场的巨大空间。捋出历史脉络，承续“五四”精神，回溯和追蹑它投到几代电影人心中的那束精神之光，关切社会，“五四”作为中国电影创作的“元类型”，有其重要的价值，它给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以诸多启示：

一、致敬“五四”，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电影创作的更大空间的掘进与获取，恰恰是由我们对创作可能性的感觉和那种精神所决定的。电影的发展，不能彼此南辕北辙，没有共识。让“五四”进一步走进我们的电影创作，把“五四”共同价值和思想基础凝聚成一个共同体的电影文化、文明素养与教育，可以为当下在更高水平上发展的电影创作增加定力。

二、现代中国传统在70年中国电影里形成了影像心灵的社会价值，影像青春的革命价值，影像中国的通感价值的价值的结合体。电影创作回归电影本质，电影人（包括不同代际的和跨地域的电影人）的艺术创作生涯与成就可以在这样一种文化价值和现代传统的基础上，认知并把握电影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有怎样的批判意识，并相互连接成一个互助之网。

三、无电影，不青春；青年强，则电影强。青年电影各本其自信，在根本意义上展示着另一种艺术的职责，并成为我们电影发展的动力。年轻一代的电影创作充满活力，个性鲜明，其美学和兴趣因为生长环境不同而显现出与上一代的差异，标志着换代的青年电影源源不断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与产业化语境下的当下电影发展的关系更为紧密，年轻一代成为人们所关注的核心之一。

四、弘扬“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五四”精神，不断建构开放的聚焦点与根本方向，可以成为理论研究与批评交流的前提。站在同一个平台上，直面时代，获得批评的共同的逻辑，给予以至提升着我们历史和思考的维度与层次。在百余年中国电影创作演变和转型过程中，电影跟国情跟时代跟民族心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涉及东西、新旧的融合、对话和建构，固化是没有出路的。通过梳理和比较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电影创作中现代/传统镜鉴的例证，我们不难认识到“五四”既可进一步唤醒中国电影的想象和表现能力，又可逐渐进入电影人的更广大的认识和表现的范畴，具有比较复杂而普遍的张力和意义。在快速发展的产业化语境下，营造人文环境，激发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有些时候某些无法展开的话语仍可以成为艺术创造力量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