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可否认，无论是文艺理论学术研究，还是文艺创作实践，依然存在没有很好地理解和解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尤其是“洋为中用”的问题。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善于学习的民族。自古以来，中国文艺和文艺工作者不仅善于“古为今用”，向古人、向传统学习，也善于“洋为中用”，向外国人、向西方学习，勤于、善于、敢于利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源”和“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海纳百川的“因”和“果”。

“古为今用”是指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为今天所用；“洋为中用”是指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其实，“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讲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发展创新；两个方面，就是内和外，一个是如何传承本土的历史、传统，一个是如何吸入、融合外来文化。

如何理解、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这些理论观点呢？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在两个关键词上下功夫。

关键词一：批判

对于任何一种理论，我们必须全面、准确、整体地来理解和掌握。毫无疑问，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的正确方针。

何为“古为今用”？毛泽东指出，历史总是要受重视的。他强调对待传统要作具体分析，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应该批判地继承，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为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清理的任务，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有些人“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毛泽东认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就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发展的时候，它有许多东西还是不错的。他强调指出，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应注意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何为“洋为中用”？毛泽东认为，文化发展应该“海纳百川”，面向世界，积极学习和汲取世界各国文化的优秀成分为我所用，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文化服务。他指出：在文化的发展建设上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在历史的现场，毛泽东也真诚地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学习外国文化同样不能简单奉行“拿来主义”，而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学习外国的先进的文化，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而且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十分形象地说：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可见，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全盘西化，都是错误的。

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在此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中外文化各有所长，都应当给以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他强调，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要通过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并将其正确地应用于实践，才能得到；生动活泼的被群众所欢迎的语言，要通过学习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才能得到；要从事文艺创作，把生活变成艺术，必须学习、继承和借鉴古代和外国的文学作品，但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外国文化都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也强烈地需要这种批判精神。

总之，文艺工作如何学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批判”，这是正确处理“用”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方法。批判，就是要不忘初心，不唯书不唯上，不生搬硬套，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二：事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的中国，没有人再为此常识而展开讨论了。40年前，中国却因此而沸腾。解放思想，整个国家实现了伟大的转折，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科学发展之路，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了新时代。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从而指导实践，同时接受实践的检验。文学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从而引导生活，同时接受生活的检验。可见，作为科学认识的理论（真理），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从实践、从事实出发的。早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实践，很大程度上深受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是别人送来的，一方面是我们拿来的。当然，这其中互有交叉。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尤其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以及理论体系也大都依靠“进口”。文艺教育学科建设和文学批评方法，也都是西方理论占主导。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那种完全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指导、教导中国文学、评论中国文学，引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把西方的文学理论视为自己的文学理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着力建构和完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和经典谱系是当下中国文学的重大课题。

鲁迅先生称文学最不势利。但时有偏侧，人有功利。当下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包括文学教育）存在脱离事实，凭空想象，搞的是“本本主义”，且多是“洋本本”的现象，即从定义到定义，从推理到推理，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从逻辑到逻辑。显然，逻辑的正确不意味着事实的正确。但事实不正确，一切都不正确。当然，我们承认，知识生产中的先占原则，使得西方文艺理论在现当代世界文学理论、批评、教育和创作领域中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话语权和定义权，也不能排除他们对中国文学抱有的某些偏见和偏颇的定义。但是，除了被动的因素之外，如果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主动把西方文艺理论当成“唯一准则”，相对的绝对性（如客观真理）被绝对的相对性取代，自然就会出现“水土不服”和“水土流失”，导致不能正确发现、认识自己，而失去了自我。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现象。

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真正伟大的理论成果都是在事实的启示下深刻认识了事实、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的过程中出现的。就像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成为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一样，中国文学界应该勇于打破“先入为主”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思维定式，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文艺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大胆借鉴吸收，但不能把西方文学理论作为“唯一准则”。

那么，检验文艺理论的学术标准是什么呢？我们用什么来检验文艺理论、判断文艺理论、衡量文艺理论、评价文艺理论呢？我的回答，就是两个字——事实。任何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实践都要根植于事实。事实是检验学术的基本标准，也是最主要的标准。西方的文艺理论进入中国，也应该用分析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加以检验，放在中国事实中加以检验，经得起检验的才是适用的，经不起检验的，就应该抛弃，至少也应该扬弃。一些符合流行的文艺理论，或许符合西方的事实，经过西方事实的检验也可能正确，但却不一定符合中国的事实。比如近年来西方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人权高于主权”“民族国家过时论”“帝国研究”等理论，显然都是西方人士兜售的明显具有政治目的和冷战思维的学术观点。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主要矛盾，与西方显著不同，发展道路、阶段和目标也不相同。中国文艺界的专家、学者、作家必须根据中国事实对中国文学进行自定义，将各种理论放在中国现实的语境下加以考察，敢于后来居上，从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以批判的精神，转换思维频道，以彻底改变西方学者“先入为主”的限度。因此，以中国事实作为检验中国文学的标准，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才能做到不盲从、不跟风；中国文学理论界才能做出自己的研究，做出真正的“原创作品”，文学创作也才能从“高原”走向“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总之，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重塑，要持开放的态度，无论是“古为今用”还是“洋为中用”，都要以事实为基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造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精神，建立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