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您好！新年伊始，恰逢淮海战役胜利70周年，您的新作《牵风记》出版成书，可否看作是您为这个永远值得怀念的日子送上了一份厚礼？真的是可喜可贺！我是在一个岛上读完《牵风记》的，那里每日有风，虽此“风”非彼“风”也，但好像对阅读营造了一种特别的氛围，让我的心很快就被您的“风”牵向了远方，到了那个起“风”的地方。您曾在那里迎着烽火放飞青春，也留下了您的爱和成长，我就是想乘着您的“风”去寻找那一片热土，虽不曾到过那里，但并不觉得陌生，即使隔着遥远的岁月，却一直让我魂牵梦绕。因为，我的父母就在您笔下的那支大军里，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到一纵一旅跃进大别山，那是他们军旅生涯最骄傲的荣光。父母晚年，老战友相聚，竟唱起了“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这首难忘的歌。那时候我未能完全理解这群老兵的激情，如今从您的“风”中又飘来美丽的琴声，融入了我所熟悉的那个雄浑旋律，我突然有一种感悟，那风里似卷着大别山的苍凉，歌里抒发着冀鲁豫儿女的情怀，而风声、歌声与琴声的交响，就是包括我的父亲母亲在内的你们那一代人的英勇、豪放和悲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首先是把《牵风记》当作家史军史来读的，沿着独立旅的行军路线，又一次踏上了大别山的精神之旅。早在五年前父亲去世以后，我就从尘封已久的档案里，看到了他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写的“自传”中关于大别山的文字，其中所具有的历史真实和《牵风记》表现的艺术真实高度融合，从而夯实了我对这部作品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认识根基。这使我又想起28年前您主持创作电影《大决战》，那是一种多么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第一次在银幕上呈现的大别山，虽然时间和空间都极有限，但对每一个情节和主要人物的历史依据和细节考证都做到了一丝不苟。但后来的这些年，一些取材革命战争的“神剧”，以极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和表现那段伟大的历史，导致众多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观众对这类题材的作品产生了“不好看”“不想看”的逆反心理。此时您牵来的“风”，不仅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有在这个领域正本清源的意义。无论用何艺术观念和手法重现前辈们用血写就的历史，第一位重要的仍是忠于历史，无愧那些永远留在行军路上的年轻生命。我以为这不能说是一个低或浅的标准，恰恰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最高境界。我从《牵风记》里看到了《大决战》中没有的东西，同时帮我加深认识了父亲在大别山岁月中磨砺人生的心路历程，让我更具体、更完整也更真实地了解了那一代人和他们经历的生离死别。长期以来，习惯从正面去看战争的读者不在少数，而受到战争题材束缚的作家也不是几个人，这种状况曾在读者与作品之间产生了隔膜，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作家的创作。我猜想，如今您再不用处心积虑去搭设那个宏大的架构了，更不用左顾右盼去看各个方面的眼色了，也没有了过去那种超负荷的巨大压力，恰恰是这种放松，让您能够自由地沿着熟悉的路重走大别山，把积蓄在心中很久很久的记忆和才情倾吐出来，告慰您深爱着的亲人和战友，也让我在黄河、淮河的渡口，在八里畈的工作队，在反“清剿扫荡”的战斗中，在战地救护所，看到了父亲母亲的影子，更加懂得了您和他们为什么一生都对大别山那么钟情。

徐老，在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您是领风气之先的，但我听说您在酝酿《牵风记》的前期准备中，不是打算再去探索什么新的路子，而是希望剥离掉原来的一些陈旧观念。现在终于明白了您当初的这个用意，正是因为您这番干净利落的“剥离”，才有了眼前这部充满新意且有锋芒的作品。相比之下，很长一段时间来，我脑子里还有一些框框，甚至还有一些公式、概念的残余影响，阅读《牵风记》的过程也是一次思想解放的过程，摆脱那些有形无形的文学禁锢，回到文学的规律上去，回到艺术本身，使我在追寻父辈足迹的同时，也经历了自己思维模式的突围。一座大别山，不时转换着腥风血雨、战火狼烟、饥寒交迫、悲欢离合。一边是几个官兵的命运纠葛，总置身于作战的边缘，又始终在接受生死考验。一边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保安团的残酷暴行和笼罩在乡亲们心头恐惧的阴影。但您没有从正面去表现一个完整的战役或战斗，而把笔墨主要用于写人、人的性格、人的心灵轨迹、人性的迸发或光彩或缺陷或卑微。一个女学生成为故事的主角，也是结构的轴心，围绕着她和独立旅旅长齐竞及警卫员曹水儿的相互关系、命运起承转合。三个人物的家庭身世和成长之路大相径庭，但情感的丰富充沛和内心世界的杂色多样，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和以往一些同类题材的作品截然不同，其人物形象在战争文学的人物画廊中也十分鲜见，其丰富性和复杂性更是过去少有，表现出您对人物的开掘达到了一个新的维度。故事从一开始就充满诗意，渐渐又添了一些伤感，直至弥漫全篇的悲情。三个人物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或是被俘遭受强暴、历经磨难而过早凋谢了本该怒放的生命之花，或是不怕牺牲伤痕累累、怀有侠肝义胆却因违纪受到惩罚的草莽汉子，或是为心爱的女人痴情、当惊悉噩耗受到精神打击而进入梦魇状态不能自拔的指挥员。他们身上没有那种冲锋陷阵的壮烈和地动山摇的宏阔，但其鲜明的个性和多重复合的色调，同样能够让我感觉到战争的悲怆，感悟到生命中自我的力量，就像是一首用情用泪用血谱写的浩歌，裹着雷燃着火闪着电，能把人带出生命的躯壳，导向那无垠的精神疆域，在我的灵魂中灌注英雄的理想和崇高的人格。

对《牵风记》中的人物，我觉得曹水儿是写得最好的。他的一言一行、一招一式都是那么真实、自然和生动，他的随心所欲、所作所为，也是那么入情入理水到渠成，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那种古灵精怪的眼神，话语中夹带着的粗俗和质朴，接人待物中毫不掩饰的好恶情感，以及在危难之际、生死关头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是一个典型的穿上了军装的农民形象，还是一个活脱脱的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兵形象，真的是七情六欲，有血有肉，被写得活灵活现，极具艺术张力，成为三个人物中最可爱最可气最能够打动我的一个人物，也是让我爱恨交集扼腕痛惜刻骨铭心的一个人物。这使我想起一件或许与曹水儿有某种关联的事来，那是我的老政委陈鹤桥，也是二野组织部的老部长，他在讲传统时回忆起当年冀鲁豫，刘邓曾签署过一个命令：凡违反群众纪律者，连以下人员就地处决，营以上干部交上一级机关法办。到大别山，刘邓又开了一个整顿纪律会，重申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后来发现野司警卫团的一个副连长违纪，公审后执行枪决。老政委非常动情地说，那是一个打鬼子负过伤、立过功的英雄呀，刘邓为整肃军纪，不姑息身边部属，但事后交待要厚葬，按烈军属相待。这件事震动了二野全军，也赢得了大别山的民心。我在曹水儿的身上似看到了那个副连长的一些影子，如果在描写他的那些“花花草草”再含蓄一点，会不会对这个人物塑造的整体效果更有意义，就像那个让刘邓“挥泪斩马谡”的副连长，至今大别山的乡亲们还在念叨着他。

说到这儿，自然就轮到齐竞了。他是曹水儿的首长，还是和那个女兵一见钟情的恋人。但更重要的身份，他是二野中少有的喝过洋墨水的“老海归”，独特的经历让他在一堆“泥腿子”当中属于凤毛麟角，先是“夜老虎团”团长，后是独立旅旅长。毫无疑问，这是一员能文能武的虎将。但不知怎么了，我在最初的阅读中曾对这个人物有过一些抵触。有时掩卷沉思，常会有一些熟悉的身影挥之不去，我也就此作过一些对比，他们没有多少文化，更不懂琴棋书画，甚至张口就是粗话，但个个都是从鬼门关里走过几遭的勇士，也有着属于他们的爱和表达爱的方式，包括我的父亲为追求他的爱情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渐渐地我对齐竞多了一些理解，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人物。可以说，在这之前，已有的战争文学还未有过齐竞这样的人物，而那些“熟悉的身影”早已成为历史群像的主体，也先入为主成了我所喜爱和崇敬的人物形象，当按着惯性思维拿他们来对照齐竞时，就感到有些格格不入了。齐竞的文化背景注定了他是大别山十万大军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另类”。他身上缺少战争年代大多数师旅团指挥员那种粗糙火爆的气质，而多了不少细腻含蓄儒雅的书卷气，那些大老粗们敢想敢干敢说、敢爱敢恨还敢怒，而齐竞办事优柔寡断，对待爱情曲里拐弯，想爱还要藏着掖着，不爱也是吞吞吐吐。但最令我惊叹的是，您对“零体温握手”的描写，犹如一把手术刀解剖了齐竞的灵魂，透过冠冕堂皇的外表，将他渗透在骨髓里的陈腐观念暴露无遗，这是全书中最有力度最有深度的笔墨，留学东洋照旧去除不了封建礼教的影响，还不如他的警卫员在危亡中保持着圣洁的心灵。更出乎我预料的是晚年齐竞的两个举动：为他曾爱过的人立碑和以“安乐”的方式永别。看似轻描淡写，实际揭示出了齐竞后半生内心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通过对死的情感思索而发射出来的那道生的存在的人性之光，最终完成了对齐竞这个人物独具匠心的塑造。能不能说，这是您文学生涯最大胆的一次艺术尝试，也是《牵风记》带给读者最多思考的一个人物，无论怎么看待作何评价，都改变不了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厚重的艺术价值。

徐老，读您的小说常会被您入微入妙的恋爱笔触所吸引，而您塑造的女性人物也总是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多少年过去了，雪域高原的那个藏族姑娘和畜牧师，前线总机班的女话务员，野战医院的女护士，往小药瓶里塞纸条儿的女战俘，还有牛背上的云姑娘，您总是把人类最美好的感情，水灵灵地呈现给读者，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如果拿《牵风记》中的女主角和您以往作品中的女兵形象比较，汪可逾未脱天真而又非常执拗、天生淳良而又十分坚韧，在她身上更有着一种清澈纯净的情调和率真的美。我也曾见过来自传统的书香门第的“乖乖女”，还见识过从大宅门里出来的一代女杰，包括那些慷慨激昂、挥斥方遒的女生领袖，但汪可逾与她们并无相似之处，虽受棋琴书画之美育，经知书达理之熏陶，但她骨子里却有叛逆的因子，从不循规蹈矩，天性活泼开朗，处处显示出既是一个“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的大家闺秀，又是一个率性、任性、不受性别约束、反对性别歧视的新女性。人生几经转折，完成思想蜕变，最终化茧为蝶。这也是那个年代无数进步青年向往革命携笔从戎的理想之路，但您又偏偏让汪可逾阴差阳错未能走通这条“朝圣”的大众之路，而辗转跋涉走出了一条不算崎岖却生死叵测的人生之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切在您的笔下都近乎天然，无论是以大笑回应那些庸俗不堪的流言，雨后晨起与司令员不期而遇的调侃，还是被齐竞吻后流露出对爱的渴望，以至在黄河渡船上身体力行的“惊艳之举”，走上悬崖无所畏惧的纵身一跃，遭敌强暴后绝不屈服的一腔正气，最后与火焰同行、与伤病搏斗，以纯洁的肉体和灵魂走完了短暂的一生。这一笔笔的描画或重或轻或浓或淡，都倾注了您内心强烈的激情，又延续了您“落墨冲淡、不事渲染”的一贯风格和手法，让人物更加婉雅蕴藉，并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悲哀情调和凄丽的美，谱写出了一个战争的幸存者唱给逝者的深情挽歌。我从汪可逾的身上看到了您的青春岁月，那些上太行中学、到部队演出、在村头写标语、帮助抬担架和管理俘虏等等看似平常的战地生活，却不是一般人能够想得出来写得出来的，而是饱浸着您的真情实感，混合着您的酸甜苦辣，因此就不难理解您对汪可逾这个清纯女兵的喜爱，但如能对她总也不“老”的“典型性格”略微收一点，对她死而“不朽”的“雕像”稍作淡化处理，相信这个女兵用生命弹奏出来的凝聚着天地日月精华的声音将会传之更加久远。

读《牵风记》，我还有一个很深也很新的感觉，就是您对“滩枣”的描写，不仅赋予了那匹老军马超人的悟性，还让这“动物”与它最熟悉的三个人物之间有心灵感应和情感交流，成为作品中极为精彩又富有象征意义的神来之笔。早年读《我们播种爱情》，就对您描写女畜牧员遭匪袭击时飞身纵马的情节津津有味。后来看《大决战》，更有不少战马踏着硝烟驰骋或在战场上嘶鸣，最感人的是领袖与白马相依留恋，放开缰绳纵情奔跑的情景。到了《牵风记》，这匹高大伟岸的枣红马向我驰来，它不再是单纯驮人载物的一匹乘骑，也不是作为人物的附属或串场的配角以及某个情节的点缀，而是和它的主人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无言战友，作品中不可或缺又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在这之前，除了读过英国作家迈克尔·莫波格专写“战马”的故事，我还没有见过哪位当代的中国作家专写过“战马”，能不能说您的“滩枣”填补了这个空白？颇有乡土气息和火药味的名字先就给人亲近感，而彪悍的外表和面部的那道白色条纹更添了不少颜值，简直就可以和英格兰的那匹“乔伊”相媲美。但内在的灵性，或许才能让我们的“滩枣”跻身世界“战马”的前列。它和它的主人分担着战场的劳苦，又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曹水儿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它会倾听，是真的倾听汪可逾的琴声，产生了一种共鸣，并与主人同样兴奋鼓舞起来；它在战斗中精神抖擞，耀武扬威，而面对姑娘它一点儿不逞自己的烈性，知道克制动作，甚至还仿佛窥伺着驾驭人的颜色，很善于用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来表达并执行主人的意旨。特别是突出重围的“铁流”跋涉，“滩枣”和曹水儿、汪可逾彼此忠诚，像是三个老兵达成的默契，赋予了“滩枣”一道人性的光彩，主人希望它感觉到多少它就能感觉到多少，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而不拒绝任何使命，最终它超出自己的力量，以舍弃生命来保护汪可逾的躯体。读到这里，我真的被“滩枣”感动了，在人与动物单纯而又充满爱的关系中，我相信马是有灵性的，我还相信“没人能让一匹不愿离开的马挪动地方”的神奇，直到此时，我也才真正懂得了为什么过去有人说“马是部队的生命线”，又一次领略了您对战马出神入化的描写和对“无言的战友”的深情礼赞。

徐老，同你一起从战争年代走来的前辈作家，很多都已离开了我们，读《牵风记》又牵动了我对他们的思念。但看到您年已九旬，身体还如此硬朗，写作仍挥洒自如，实在是军事文学乃至中国文坛的幸事。如果说《牵风记》中的人物几次让我悄然动容，那么您将近或超过半个世纪的“牵风”实践，更让我肃然起敬。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没有改变您自走进这支队伍就抱定的理想和追求，蹉跎岁月，风雨人生，又让您不断回望自己的路，反思“许多想法与之前相去甚远”。您在耄耋之年依旧乐于和年轻人交朋友，以浓厚的兴趣听他们讲变化的世界和新鲜的故事。这种“怀旧”与“观新”在您的内心始终相互映照并行不悖，或许成了您的徐氏心灵“保鲜法”。正因为这样，您才能以如此的青春朝气在那片沉睡已久的山谷漫滩又一次播种了我们的爱情。当我打开杂志，第一眼就看见了“献给我的妻子于增湘”这行并不算特别醒目的文字，这里头包含了多少情多少爱，虽然我也知之甚少，但在阅读《底色》的时候就已经被您和于老师的爱所感动。如今您在《牵风记》里再次表达的爱，让我看见了七十多年前一对青年军人的情窦初开，屹立在抛洒着战友的血和生命的土地上，成长在战斗的风风雨雨中。因此我想说，您如此庄重的“献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妻子，还包括您和于老师在烽火中共患难和生死的战友，甚至也包括像我父亲母亲一样的那些二野的老兵们，值此，请允许我以他们儿女的名义，向您向于老师和所有曾在大别山战斗过的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