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省政协委员、音乐家王京荣关于民歌传承的系列观点引起了媒体的争论，这种争论耐人寻味。我们应该更深地思考一个问题：受到现代生活猛烈冲击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文化遗产的民歌，还可以有血有肉地重新进入多数人的感性世界吗？民歌可以成为一种青春、主流、时尚的生活元素吗？

坦率地说，在现代社会来临之前，民歌一直就是时尚。“歌谣所生，宜自生民始也。”作为口头语言艺术的民歌，其起源即昭示着人类的起源。人类自脱离动物界开始，也就开始了超越性的审美活动，这种审美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言谈歌咏之中，作为中国文学起源佐证的两言《弹歌》：“段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是越人之歌。而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元典《诗经》的“国风”，也是民歌歌词的总汇。从先秦的歌谣，到汉魏乐府，再到唐宋间的曲子词、竹枝词等体式的流变，民歌生长在百姓的唇吻和心灵之上，始终是社会风尚的主要组成部分。明代沈德符记录了万历年间江南小调的流行状况：“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致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马克思说：“民歌是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我们可以说，民歌又何尝不是一部时尚史呢？

问题是，今天当很多人在叫嚣“娱乐至死”、张扬多元价值的时候，当多数民歌所塑造的农耕甚至游牧、渔猎生活情境离绝大多数人缥缈无迹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和民歌生活在一起吗？

本雅明是现代知识分子中间较早对工业文化进行深刻批判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认为只有潜入历史的废墟中收集那些传统世界中间的碎片，并把它重新缀合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体验世界，人才能在这种整体美学的感受中间得到解放。本雅明举出了两种观照世界的方式，一个是以现代艺术为代表的寓言式地理解世界的方式，是撕裂的、片断的、多元冲突的，和这种直觉相对的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象征式的直觉方式。本雅明认为在这种象征中“自然被改变了的面貌，在救赎之光闪现的瞬间得以揭示出来。而这个东西在寓言中，观察者面对的是历史弥留之际的内容，是僵死的原始的大地景象”。也就是说作为寓言的现代艺术所带来的这个世界是僵死的、原始的、大地的景色，它也许很壮观但是缺乏生命之气。

本雅明怀乡、怀旧，他寻找原始艺术的光晕，对过去如此迷恋和痴情，他到底想呼唤什么？我们在欣赏民歌的时候我们所感到的是这种单纯、宁静、质朴、厚实，也不乏热烈、奔放，还有崇高、庄重等其他情感和美学的元素，我们所看到的是这种生存的样态。我们激动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所感到激动的就是在传统人文世界中，我们找到了人应该为人的那种存在的方式，我们觉得人应该是那样活着，人应该那样和这个世界进行美好的连接，应该那样诗意地栖居，人才像个人。这种人的本真的状态，并不以样貌的陈旧而过时。反倒是，我们越是在非熟人社会孤独地存在，越需要追寻这种源自文化母体深处的熟稔和亲切。

传统社会以大分工的形式存在，它的进步和落后、文明的积累和它对人的异化是同时存在的，它最大的缺憾是物质的贫乏和政治的奴役。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交给现代社会的任务，所以现代性的持续深入和拓殖是不可抵挡的。我们能做的是，我们将这种现代性理解为并非全然固定的僵死结构，它应该是开放的，既对空间开放也对时间开放，它应该是一种建构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间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变得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诗意生存的需要。这样来理解，传统就不再是一个被降服、被审判、被耻笑、被切割、被虚假玩弄的概念，而应该是唤起我们敬畏感的、我们借此和世界真诚连接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传统洞开人类生命的本质存在，回归人类应然的统一存在。民歌正是自传统社会以来，人们和世界真诚连接、自然洞开的一种生命的打开方式。在民歌的歌唱中，艺术活动和人的肉身体验、生命器官高度合一，是在深层次上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弘扬。在歌唱中，身体这一自然客体、心灵寓体的能量被强烈激发，人的主体意义被充分地释放，这是艺术的解放，更是人的解放。

今天，我们理解民歌价值的时候，应该有更宽广和深层的追问，我们对民歌艺术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才可能会有更多的期待。没错，对民歌的自信，正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我们应该向致力于民歌保护、挖掘和创造性转化的艺术家、理论家致敬。王京荣先生所在的山西华夏之根艺术团，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民族音乐和民歌的推广和弘扬，他们曾经创造了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说唱剧《解放》和儿童剧《红星杨》等著名作品，其中说唱剧《解放》，大量地重建了民歌元素和当代审美情境的整体性联系，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连续演出了1000多场。一个民歌大省的艺术团，尽到了守土的职责，也让我们看出了复兴的端倪，明晰了可能的路径。

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赞颂民歌说：人（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并无意要它流传。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千年不废。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于专门诗家之上。

我们应该让民歌成为永远的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