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是徐则臣“花街”系列故事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背景意象。在《北上》中，它被赋予了独立的也更加丰富的涵义。古老的运河不仅见证着中华大地悠远的历史岁月，更重要的是，它为小说带来了强烈的历史感，打通了看似明晰的时间界限，使故事中流动的时间可以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多维度中穿梭，将蕴藉于小说中的繁复意义串联起来。无论对于徐则臣来说，还是对于长期被指摘小说缺少历史感的“70后”作家集体而言，《北上》都算得上是一部重要的收获。

小波罗一行1901年沿运河北上，构成了小说叙述时间流动的起点。小波罗循着马可·波罗当年的历史足迹，历经艰辛，寻找“消失”的弟弟马福德，最后客死他乡，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寻亲往事。或许，一行人沿河而上，已经预示着他们的路途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危险重重。小说开篇，谢平遥在无锡接替受伤的翻译李赞奇，和挑夫兼厨师的邵常来及船夫等人，陪同小波罗继续北上之旅，先是在扬州妓院遭到嫖客袭击；接着被孙过程一伙盯上并劫持，险些丧命；最后小波罗被河匪所伤不治身亡。

尽管小波罗在旅途中一再重申自己的意大利国籍，但其隐在的一个他者身份在小说中要更为突出，即中国人眼中的外国人。他所经受的一系列磨难以及生命的提前陨落，都与这重身份密不可分。小波罗无论是寻亲，还是寻找或者遭遇其他，就目的和结果而言，对小说情节发展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关键是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寻找的过程本身。可以说，小波罗的寻找过程实际上是再现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历史的过程，是将当时充斥在民间的反洋情绪集中展现的过程。

小说通过具体的事例，细致述说了反洋情绪爆发的缘由。孙氏兄弟家破人亡的凄惨经历，更是把仇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以传教士为代表的外国侵略势力。但作者并未顺势将小说流于一种肆意的以暴制暴的情节叙述之中，相反，人性的光辉没有被仇恨催生的黑暗完全遮蔽和吞噬：身怀国仇家恨的孙过路不忘谢平遥曾经的一饭之恩，冒死释放了小波罗，孙过程也在兄长的要求下，尽心护送小波罗北上。他们的仁义与宽恕，既体现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对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的深刻反思。叶兆言的小说《花煞》也有对反洋情绪淋漓尽致的展现。《花煞》依托的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作者虚构了清末一个位于南方的城镇“梅城”（类似于鲁迅《阿Q正传》中的未庄），描述了地痞流氓胡大少率领一帮乌合之众攻打教堂残杀教民的经过，但这种由反洋情绪演变而成的失控的集体暴力行为，失去了《北上》着重强调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他们参与破坏活动，不是源于个人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的觉醒，而是浑水摸鱼和挟私报复的阴暗心理在作祟，是一群人被诱发出邪恶本性后的罪恶狂欢。

这两部题材相似的小说意欲表达的主题显然不尽相同。如果说叶兆言是借虚构的历史碎片揭露暴力背后潜藏的人性的丑恶，那么，徐则臣则通过有关小波罗一生的故事传达了个人对战争与暴力的一些思考和理解，特别是当作者把另一个重要人物马福德直接放置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现场进行考察，这种用意似乎更加明显。对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无须赘言，史书已有定论，小说也通过马福德及好友大卫详尽的陈述与忏悔再次给予了说明。但耐人寻思的是，作者在战争描写之外穿插进一段缠绵悱恻又似乎不合时宜的爱情故事。作为侵略者的马福德与中国女性秦如玉的邂逅、相爱与婚姻，同血腥的战争背景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也与常规战争叙事的套路迥然不同。

在当代小说的战争叙事中，战火可以激发出爱情的火花，但常以“美女爱英雄”或“革命＋恋爱”的一般模式将范围限制在同一阵营或阶级。像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萌生跨国恋情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始终站在同一阵营；再如《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与白茹，或是《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与银环，构成男女双方情感基础的潜在关联，首先必须是革命者的共同身份。当然在个别情况下，小说女主人公也会因政治上的“不够成熟”错选婚恋对象，但作者在情节的后续推进中会做及时的匡正和纠偏，如宗璞的《红豆》中通过江玫与齐虹最后决绝的分道扬镳，使有着革命觉悟的青年最终回归到革命队伍中来。而类似《北上》这般的情节设置，让立场截然对立特别是涉及国家与民族矛盾的男女互生爱慕，在文学史中却极为少见，因为这种人物关系的设定，无疑很容易被误解成有意或无意地触犯普遍意义上的爱国精神的底线，将个人情感凌驾于不可侵犯的民族大义之上。而民族间的矛盾又往往会被无限衍生扩大，并具现为构成民族的单一个体间的矛盾，在作家王火的小说《战争和人》中，爱国青年童家霆与汉奸之女、有一半日本血统的欧阳素心难以结合的爱情，就是在抗战的紧张氛围下，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直接造成的悲剧。

显然，《北上》大胆的爱情构思，既是对这种由民族整体牵罪至具体个人的民族主义的否定与反拨，也寄托着徐则臣一种带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以爱情对抗暴力的美好理想。需要强调的是，在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孕育的爱情，其功能与意义归根到底还在于克服战争，而不仅是单纯地专注于男女情感的发展。秦如玉在小说中的主观象征要大于现实指呈，明显超出了一个普通女性的文学价值。她代表了中华民族对异国文化的包容与接受，喻示着不同民族之间交好的希望与可能。随着马福德的子孙（马思意、胡念之等）一代又一代地遗传着其外族特征突出的相貌，小说把这种可能性化作一种流淌在民族血液里不容置疑的既定事实。

《北上》与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也存在诸多相似。《小姨多鹤》讲述了日本女性竹内多鹤的故事。抗战结束后，滞留中国东北的少女多鹤沦为中国人张俭传宗接代的工具，但多年朝夕相处的共同生活，使两人精神隔绝的关系逐渐浸染了爱情与亲情的质素，两人之间或者说民族之间的矛盾，通过与《北上》相似的情感这一特殊方式实现了和解。两部小说重要的关捩处或许在于，尽管徐则臣和严歌苓同样是理想主义萦绕于心，但徐则臣又有回望现实，认清现实残酷性的一面。所以，他最终承认了理想主义在与现实的冲突中所展现的无力与不切实际，正如马福德的爱情在遭遇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和蹂躏时，随即烟消云散一样。爱情是美好的，但美好的东西往往又是最为脆弱和易逝的。秦如玉的无辜惨死以及马福德向日军疯狂复仇的行动，把象征着抵制战争、向往和平的爱情终结在了1934年。

然而，理想主义并未从此终结。徐则臣说过，“我是个顽固的理想主义者，说出来可能会招致笑话。理想主义者现在多么像桩丑闻。但它的确是我能够坚持写下去的根本动力之一，我希望能看见一个个理想主义者在我笔下，沿着他们自己的理想之路向前冲，冲得义无反顾无所畏惧理所当然。”《北上》与徐则臣以往作品的差异，或许就主要体现在对于理想主义的具体呈现之上，而呈现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小说时间的跨越所带来的强烈历史感。当《北上》的故事跨过时间的洪流从1934年直抵当下生活，小波罗和马福德从马可·波罗那里传承而来的有关运河的理想，作为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保存在罗盘与相机等小波罗的临终赠物之上，在新世纪继续被传承，并造就了一批新的理想主义者。因此，我们看到了面对运河船运事业的式微流露出伤感留恋情绪的邵秉义，看到了以收藏与运河有关的历史文物为嗜好的周海阔，看到了对运河有着近乎与生俱来的亲切与热爱的谢仰止。他们与《夜火车》中痴迷乘火车任性出走的陈木年，以及《如果大雪封门》中生于南方却一直憧憬北方大雪的林慧聪等人，共同构成了徐则臣笔下理想主义者的形象谱系。但相比陈木年与林慧聪，《北上》在邵秉义等人的身上投射了历史斑驳的影子，他们与先人们隔空相望，成为理想的见证和传承者。尽管他们生活在距离小波罗的时代近百年后的现代社会，对于先人们饱浸爱恨情仇的历史细节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先人们执著于理想的信念却没有因此中断，就像那条湍流不息的运河，无视世事的沧桑巨变，无视历史时间与现实空间的巨大阻隔，一直安静从容地兀自流淌着。

在《北上》的腰封上如是写道：“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实际上，小波罗与马福德的故事明显超越了一个民族秘史的范畴。《北上》宏大的空间格局是徐则臣以往的小说所不能比拟的，他在诗意浓重的“花街”与繁华喧闹的北京之间，构筑起了连接彼此的充满历史记忆与生活实感的运河世界。学者王宏图对徐则臣的小说有过如下论断：“如果单单书写运河领域的故事，徐则臣将只是个以描绘乡土民俗民情见长的作家，难以具备今天在文坛的影响力。”也许是一种无意的巧合，徐则臣在蓄力四年之后为我们呈现的恰恰是一部着力书写运河故事的小说，但他的确又有所改变，小说所书写的不单单是发生在运河周边的“花街”等地的故事，因为在故事之中，他展现了更加开阔的地域视野，平添了历史跳动的脉搏，倾注了对民族、战争与苦难的思考，融入了个人长期坚守的理想主义。从此，读者对徐则臣的小说印象可能会发生彻底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