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是今年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一般而言，我习惯在假期睡个懒觉。可是，就在这天早晨，我却莫名其妙地早早醒了过来，顺手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就看到了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员群里朱枫会长留的短短七个字“永远怀念吴导演”……确认了消息之后，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回过神来。

在过去三十多年，我与吴老师并没有太多的个人交往，但“吴贻弓”这个名字，对于我或我们上海戏剧学院86级电影导演班来说，是“精神教父”一般的存在。我的手指下意识地在手机日历上划拉了无数下之后，思绪飞速闪回到了1986年9月1日。那天正好是星期一，也是我们进入大学后的开学第一天。全班20名经全国三个考区筛选考入该班的学生，整齐地坐在上戏华山路校园主教学楼红楼的一间教室里，讲台四周站着来自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主课老师们。在班主任的介绍下，一位我以前在《大众电影》照片里看到过的戴着黑框眼镜的儒雅高个中年男子从老师群中慢慢走了出来，沉着地走上了讲台，以平稳的语速开始了他的讲话。他就是著名电影导演、我们班的创始人、时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的吴贻弓先生。

吴贻弓先生站在讲台上说了许多话，而我能记得的也就是以下三点。首先，他引用了王国维广为人知的人生三境界来描述我们将来的艺术道路。其二，他告诫我们，不要今天急着做明天的事，应该首先把今天的事情做好。其三，任何生活经历无论是好是坏，对电影导演而言，今后都是财富。最后这点，显然是针对他自己早年的坎坷经历有感而发。

看得出，这篇长长的训词是他酝酿已久的。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虽然他语调和缓、情绪平稳，但似乎是想把对于艺术和人生的全部感悟灌输给我们，其语态并不太像是老师，更不像领导，却像是一位对孩子寄予很大期望、同时又生恐孩子在未来生活中犯错误的父亲。说完这番话后，他便适时结束了第一课，在礼貌地与周围的老师们告别后，走出教室。

在以后的四年中，吴贻弓先生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在我们班同学中间，但他的影响力和关切却是无所不在。除了先后调集上影厂一批优秀创作人员如著名导演叶明、李歇浦、吴天忍、傅敬恭，摄影师张元民、邬烈康，美工师金琦芬，录音师吕家进，编剧斯民三，剪辑师蓝为洁，电影理论家杨仲文等来担任各门专业课的授课教师，还请来倪震、周传基等北京电影学院名教授专程来沪为我们讲课。有两次，不知他通过什么渠道半路“拦截”了一个叫汤尼·雷恩的英国人和另一位马龙·白兰度的同班同学来上了几天课。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极为有限的教学条件下，我们班每个学生都有一张上影厂颁发的贴有照片的“观摩证”。凭着这张证，我们能在永福路52号上影文学部、新光电影院、淮海中路电影局等几处看到那时在上海能看到的几乎所有内部参考片，平均每周观片量达六部之多。如果上海举办外国电影周，我们甚至能在一天内看到六部电影（早、午、晚各两部）。应该说，比之北京电影学院，上戏办电影导演专业班有着学术和教学设备上的先天不足，为此，上海市电影局拨专款给我们调拨了五台“海鸥-DF”照相机和五台“索尼”家用摄像机供摄影作业用。另外，我们还有每年一次外出实习，四年下来，我们班同学走遍全国各大省市，大大地开了眼界。现在想来，吴贻弓先生应该是尽可能利用了他当时所有的公私资源，使尽了浑身解数，才给我们提供了当时上海滩所能有的最好条件来进行电影专业的学习。

人称吴贻弓先生是“散文导演”，而他的儒雅气质也与这个称号颇为相符。我在公开场合随大流称呼他“吴老师”，私下就还是按照电影圈子弟的叫法叫他“吴叔叔”。从初次相见的1986年开始，我从来不曾见到吴先生高声大气、颐指气使的“导演风范”或“大官气质”。他说话的声音从来就不大，语调通常是非常平和的。在他从一位专业导演被破格提拔、直登局级位置后的初期，他依然住在位于南京西路江宁路“梅龙镇酒家”附近的“蜗居”中，上下班也还是骑着他那辆“老坦克”。据说，后因各种客观原因，吴老师这才“悻悻地”坐上了为他配备的小汽车。不过，在最初几年里，我曾注意到，他总是与司机并排，自己坐在副驾驶座上。我也曾无数次看到，当他在上影厂厂区内与桑弧、汤晓丹、谢晋、孙道临等老一辈艺术家交谈时，他近乎是“执弟子礼”，身体微微前躬，面带笑容，态度一直是谦恭有礼的。

吴贻弓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型导演”。吴先生最喜爱并被用在他的大作《城南旧事》里作为主题歌的李叔同创作的学堂乐歌《送别》，几乎成了我们的班歌。而这股“文人雅士”之气，不仅贯穿在《城南旧事》的始终，也深深渗入了我的创作理念中。

吴贻弓先生的创作理念和气质，深深影响了我们班学生的创作观和人生观。他多年以来给予我们的教诲，则是“身教多于言教”。自1992年出国以后，我与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很多，在有限的会面中，有好几次居然是在机场。几年前，有一天下午，我从北京搭乘上航班机回沪，在候机大厅等待登机时，看到吴贻弓先生在工作人员陪同下从远处走来。彼时的先生已是白发苍苍，以前挺得直直的背已不由自主地有些弯曲，步履也变得蹒跚。上了同一辆摆渡车，我便马上走上去跟他打招呼。久未见面，吴老师很高兴，在短短十余分钟交谈里，我就记得他说的两句话：你们班的同学，现在无论还在不在从事电影工作，都干得不错！我现在搬到闵行去住了，变成“乡下人”了，你有空来玩。

貌似褒奖的第一句话，却有些刺痛我。因为在老师面前，我现在的工作做得再好，毕竟也是脱离了电影导演专业，这一直是我心里的一块隐痛。尤其当我在毕业二十余年后，作为一名跨国公司高管来面对曾经对我们抱以极大期望的吴贻弓先生时，他的鼓励却使我顿生惭愧。当时，我还想起了他开学第一课上所说的那句话：“任何生活经历无论是好是坏，对电影导演而言，今后都是财富。”经过毕业后多年的闯荡，生活经历所给予我的“财富”倒是很有些了，就是不知道这“财富”到底几时才能“兑现”在我的电影梦上……

剩下的一路默默无语，而吴贻弓先生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心思，轻轻叹了口气，把头扭向车窗外。摆渡车很快开到了飞机前面，我扶着他上了飞机舷梯。由于先生和我分别坐公务舱和经济舱，下飞机时没再能有所招呼。不料师生就此一别，竟成永诀，他再未能看到我这个学生姗姗来迟但即将面世的作品……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老师走了，连一次让我们跟他最后告别的机会也没留下，就这么轻轻挥别他深爱的电影事业，飘然而去，一如我的同班同学梁山导演在微信同学群里所说的：“今天他在灯火阑珊处了……”

然而，在我们这些学生心中，吴贻弓导演的作品不朽，他对于电影的执着精神长存！老师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