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今，儿童电影走过了70年辉煌的发展历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儿童电影为适应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需要，到新时期之初关注儿童成长的电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迅速反映着时代的新声，再到上世纪90年代儿童电影的艺术改编，然后到新世纪儿童电影面临的市场化局面，儿童电影几代人经历了辛勤的探索，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儿童电影见证了70年时代的巨变、社会的转型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以下将从三个角度审视70年儿童电影。

大多取材和改编自儿童文学

电影和文学历来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两种艺术形式，这在中国的儿童电影中表现尤为突出。儿童电影既有电影属性，也有很强的儿童文学属性，尤其是早期的儿童电影，还带有民间文学特性。民国初期拍摄的儿童电影也多是改编或者取材于神怪和童话故事、儿童文学等等，还有一些改编自早期的民间故事、神话故事、作家创作的童话。1925年，根据杂志《小朋友》刊登的包天笑翻译的法国儿童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的同名儿童电影为开端，根据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几乎贯穿了整个儿童电影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在探索中大步向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显示了其良好的发展势头，如《鸡毛信》改编自华山的同名小说，是儿童电影中战争题材的开山之作。如《小兵张嘎》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是红色儿童电影的扛鼎之篇。其他还有《黎明的河边》《民兵的儿子》《地下少先队》《英雄小八路》和《牧童投军》等，都改编自红色儿童文学作品。“文革”期间改编的数量明显减少，但是依旧有零星的改编影片。如《闪闪的红星》，就是根据李心田的同名儿童小说改编。其他还有《向阳院的故事》和《金锁》等，都由儿童小说改编。

新时期，儿童文学电影改编态势更佳。其中《城南旧事》（改编自小说家林海音的同名小说），《红衣少女》和《哦，香雪》都堪称是当代儿童文学电影改编的优秀之作。当然，上世纪90年代是儿童文学电影改编的一个高峰期，如《三毛从军记》《阳光灿烂的日子》《红发卡》《草房子》和《花季·雨季》等，影响很大。尤其是《草房子》，改编自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同名小说，写儿童桑桑与小伙伴经历的种种故事，有友谊的真诚、嬉闹的快乐，也有面临死亡的悲痛。这些作品构成了一两代人的童年往事，都是从文学经典到数码影像阐释的经典。

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代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出现了下降趋势，对比这一时期的儿童片的总数，改编的电影数量略显单薄。这一时期改编自儿童文学作品的大致有以下几部：《男生贾里新传》《足球大侠》《危险智能》《女生日记》《男生日记》《小英雄雨来》《乌龟也上网》等等。

从儿童电影改编自儿童文学的这条发展线索，不难看出，儿童电影的儿童文学改编传统从新中国成立以前开始萌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发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了高潮；新世纪以来由于文学和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学科化和体系化，两者逐渐分离，改编传统渐渐落潮。需要指出的是，儿童电影对儿童文学的改编，增强了儿童电影的文学性、审美性，也更加贴近儿童，这也是新中国儿童电影之所以广有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形象塑造：从“红孩子”“好孩子”到儿童

早期中国儿童电影中的儿童形象主要是孤儿或者是流浪儿，如《孤儿救祖记》《迷途的羔羊》和《三毛流浪记》。

新中国成立之初，儿童电影主要是革命战争题材和革命浪漫主义风格。其形象成为大人眼中的“红孩子”和“好孩子”。如《鸡毛信》《民兵的儿子》《黎明的河边》《地下少先队》《五彩路》《英雄小八路》和《小兵张嘎》，塑造了一批鲜明的儿童形象。“文革”期间，儿童电影也有红色经典，如《闪闪的红星》《向阳院的故事》《黄河少年》《烽火少年》和《草原儿女》等。红色儿童电影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影响了几代少年儿童，像“嘎子”和“潘冬子”这样的儿童电影形象和“雷锋”这样的英雄形象一样还成为时代的楷模。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电影中“红孩子”的形象常常是眉间有一股英气，干净整洁，搭建了普通民众、儿童与英雄联系的平台，也展示了鲜明的教育倾向。如《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和《小兵张嘎》中的“嘎子”就是“红孩子”形象，他们机智和勇敢，寄托了时代的美德、共产主义的理想等。“好孩子”形象的塑造，如《祖国的花朵》就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儿童电影由战场转向了操场，影片最后全体孩子聚在少先队队旗下，宣誓要“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和爱护公共财产”，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看得出来，儿童电影进入了“教育儿童”的话语空间。“红孩子”和“好孩子”的形象切合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和政策的要求，仔细观察儿童在影片中的角色，他们不完全是“主角”，更多是作为“中介”存在，是成人借助儿童形象宣传他们思想的“中介”。他们是成人视角下的“好孩子”，是成人希望和想象中的“理想的孩子”。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儿童为本”的思想观念逐渐凸显出来。此时期的儿童电影主要表现的是儿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沾染了一系列的毛病，比如：嘲笑别人、撒谎、爱吹牛、虚荣、不爱学习、打架等等。这些问题被归结为是社会的问题，继而强调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到了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发现真正的儿童”成为儿童电影的重要主题。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敢于实实在在地表现孩子身上的淘气、顽皮、对青春的好奇、对未来的幻想等等。如《我的九月》《哦，香雪》和《草房子》等儿童电影即是如此。这些作品着力塑造本真的儿童形象，给儿童电影带来了清新之风，也传递了新的社会和时代信息，受到广大儿童观众的喜爱和专业人士的好评。

儿童电影简约的线性叙事模式

中国电影在叙事上长期习惯于简约的线性延展，故事线索分明、因果分明，注重对故事的时空联系，不惜细节再现，把历史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由此形成了简约清晰的叙事风格。在儿童电影中，这体现得更为明显。

在谈儿童电影叙事模式时，无疑要涉及儿童电影的表现主题，其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便是“成长”，因为时代的缘故，在很多儿童影片中，为了表现“红孩子”与“好孩子”的形象，常常设置简单化和模式化的情节套路。无论是表现“革命型”的儿童，讲述儿童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下突破重重困难，成长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还是日常生活中成长的儿童，表现他们如何由“坏孩子”变成“好孩子”，都遵循了一种简约化、模式化的讲故事的方式：“好孩子”帮助“坏孩子”。而且这种帮助常常是群体性的，即一群好孩子来帮助一个或者两个问题孩子，即“坏孩子”是在集体的力量下变成“好孩子”的。“革命型”儿童也会在成长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但是总能凭借自己的机智和勇气，以及周围人的帮助使周围的环境渐渐顺利。“日常型”儿童也是如此，老师和家长们的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的帮助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来自同龄的同班同学的帮助。比如《三朵小红花》中的小图等都主要靠班级同学的帮助改正了缺点，获得了进步。《哥哥和妹妹》中妹妹吕小朵的进步则主要得力于哥哥吕小钢，但她的同学们的帮助也很重要。《祖国的花朵》中的江林和杨永丽，《罗小林的决心》中的罗小林等等。在这些影片中，好孩子们都有很大的热情去帮助那些“坏孩子”，而且这种帮助都是自发的，而且孩子们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是非常热情的。影片的最后，这些问题少年在集体大家庭一双双温暖的友爱之手的帮助下，都改掉了毛病，成长为好学生、好孩子。

这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自然成长——创造挫折——他人与自我帮助——解决困难”的问题解决模式的套路成为儿童电影的线性叙事模式。一方面教育孩子要勇敢改正缺点、积极追求进步，另一方面则充分张扬了生活在共同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内的少年儿童之间互助互爱的精神。这种简约的、模式化的故事讲述方式虽然不能很好地激发出孩子的想象力，但也符合儿童接受心理，并能快捷地实现社会主义道德、信仰和时代精神的传达和培育，因此，对儿童电影的简约化、线性化叙事模式的艺术作用不可小视。

70年儿童电影的思考

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儿童电影，虽然涌现了诸多优秀的作品，但也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电影背后始终有一双成人的眼睛。前已提及的儿童电影塑造“红孩子”和“好孩子”的形象，就可发现儿童电影成人视角下的“教育”本意。真正的儿童视角影片看似是成人“借用”儿童的眼睛来表达自己的观念与见解，但成功的儿童视角影片为了使叙述经验更像儿童，都非常注重儿童心理的表现。以儿童的心理、眼光和理解能力作为标尺去看事物，反映复杂的成人世界，使得儿童视角影片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少儿童电影，创作者常站在成人的角度来讲故事，把成年人的愿望加入电影。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抗战电影，常常塑造“革命小英雄”的形象，把成人的愿望加入电影中；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经常塑造的“好孩子”形象，也有很强的成人愿望在其中。不少影片因为出发点承载了很多社会问题，所以无法摆脱成人化视角，比如《别哭，妈妈》《为什么生我》《失去的梦》《红发卡》等影片承载了过多的家庭、婚姻、教育及其他社会问题，小主人公们所面对的难题中有许多甚至是连成人都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些儿童影片热衷于表现儿童生活的苦难和艰辛，使小主人公变成了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道德英雄”，殊不知，这些苦难和艰辛即使是成人也未必能够承担。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儿童电影从发展、繁荣、低迷，直到进入新的探索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特点，也展示着党和政府对儿童电影的关怀以及儿童电影创作者的不懈追求。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电影家族中的一员，儿童电影承载着用影像传达儿童生命世界的使命；作为儿童文化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儿童电影更多地扮演了公益性社会文化事业的角色；作为儿童传播媒介之一，儿童电影媒介与儿童报刊媒介、儿童图书媒介、儿童广播媒介、儿童电视媒介等媒介一起，陪伴少年儿童度过现实的“媒介童年”。

（谭旭东，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高美玉，上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