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认为，诗人写诗从来不是给现实中的人看的，而是给过去或者未来某些人阅读，就像一位航海者在危急关头，将密封的漂流瓶投进海里，瓶里有他的姓名和他的遭遇的记录，等待一个未知的收信人。如果顺着这个比喻，诗歌的阅读便成为了虽然概率不确定，却终究是一种实现的打捞，那么诗歌翻译，是否可以说是向语言与思想的大海再一次抛出漂流瓶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九叶集》便以“再次抛出的漂流瓶”为话题引发关于诗歌翻译的讨论。

20世纪中国现代诗流派“九叶诗派”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影响自不待言，但在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看来，以“九叶诗派”为代表的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追求与贡献，不应主要聚焦其创作，在今天看来，他们对中国新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还要将其翻译包括进来。当年《九叶集》中的穆旦、陈敬容、郑敏、袁可嘉等，以及未收入《九叶集》但同样是西南联大出身的王佐良，不仅是诗人，还都是各有成就的优秀译者。他们不仅以创作参与推动了中国新诗的求索和建设，而且合力塑造了“诗人作为译者”这一“现代传统”。他们富有创造性的译作影响了数代中国诗人和读者，构成了百年新诗极有价值和光彩的一部分。正是基于重建“诗人作为译者”这一传统这一初衷，王家新建议将分散于各地的颇有建树的“北外诗人”聚集起来，以《新九叶集》为名将九位诗人的作品集结成书，于是有了这部著作。“我倒没有直接称呼他们为‘新九叶诗人’，只是以《九叶集》为参照来提示某种传统、某种文脉、某种精神。”

《新九叶集》是诗人、译者骆家和金重以中国新诗和当代西方现代诗为大背景，在曾求学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坚持诗文创作兼翻译工作的诸位诗友中细筛出九人，精心编选其作品而成的一本诗文集。入选诗集的李笠、金重、高兴、少况、树才、黄康益、骆家、姜山、李金佳九位“新九叶”诗人，因其同时为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瑞典语等语种的知名文学翻译家，所以他们的诗作呈现出与其他新诗诗人截然不同的特质，这些“喝唐诗的‘母乳’和西方现代诗的‘洋奶’”而成长和创作的诗人，对于诗歌的创作及翻译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译诗是一场冒险的恋爱”，这是诗人、评论家、翻译家汪剑钊的观点。他认为，译出来的诗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而是父亲母亲美满的婚姻最后孕育了一个幸运儿，他们的身上带着很多父亲母亲的遗传密码。读译诗的时候有很多译者的观点和思想参与进去，译诗中会出现与原诗不同的地方，“但是难道写作就一定是忠实的吗？其实也不是，比如外面飘了一朵雪花，写到我的诗歌里，诗里的那朵雪花和外面飘的那朵雪花是一样的吗？其实也不一样，写作本身意味着是一个翻译的过程，这种翻译是人类很必要的传统，人类正是通过类似翻译的活动才能沟通，才能理解。”

借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翻译屈原的《离骚》，汪剑钊谈及转译的问题，“我很想把阿赫玛托娃翻译的《离骚》回译过来，看看她理解的《离骚》是什么样的，她理解的确实不一样，这涉及到翻译适度的问题。一千个观众眼中可能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大家经常忽略的问题是绝不能把哈姆雷特译成李尔王，这是一个原则，它也保证了原文本身的权威性，否则就不是翻译，只要有这样的度，这样的诗是值得回译的，改写的诗在我看来是没有回译的价值的。”汪剑钊认为转译要求译者两种语言能力匹配，而非随意背叛或创造性的翻译，要在尊重原文本基础上才能有所创造，展示个性，而非毫无边际的无限夸大，甚至使其面目全非。

诗人、法语译者、《新九叶集》作者之一李金佳则认为，翻译的度的问题也是翻译的伦理的问题，借这一问题可以展开非常有趣的深入的讨论，可以借用以前的标准，也可以有新的评判标准。而就翻译和母语的关系，李金佳表示，因为翻译的语言确实对于母语是一种丰富，但同时也是一种侵入，借用穆旦的爱情诗来说，它是一种“丰富而危险的东西”。李金佳表示，“翻译不是专家型的活动，我总觉得翻译是很手工的事情，任何翻译者都是在自己的一堆工具里浑身沾满了屑末。”

在几乎所有人都深感生活的碎片化时，翻译和写作对于诗人姜山来说其实是比较被动和随性的，他是《新九叶集》作者中唯一一个非连续做翻译且以翻译为工作的，“对我来说翻译可能意味着深入的阅读，从阅读到翻译的路很长，但是开始翻译才能把这些内容变成自己的东西。”而诗人、英语译者少况则提到了“翻译就是背叛”的观点。他强调，翻译尽管是很艰难的工作，然而写诗读诗本身就是很快乐的事情，享受这个过程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