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40周年和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这一前一后两大历史“庆典”的催化下，近两年的书市上，各派专家轮番上场，带着各自训练有素的“专业之眼”回望深圳这座被称为“神奇城市”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包括作家丁力2018年出版的《深圳故事》，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一兵2018年出版的《深圳通史》两卷本，还有经济学家张军2019年出版的《深圳奇迹》等。这些著作要么将深圳以“奇特人间故事”的发生地看待；要么将其视为一片可作为挖掘人文历史的地理个案；要么通过将其产生无数奇迹的经济动因作为专业分析，以求经济理性的逻辑。总而言之，对于大多数作者而言，书写深圳，多为观测、揣摩、描述、塑造一个己身之外的客体。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对城市的著名论断“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所认为的，城市在某种约定俗成的“文本语境”中，通常仅仅只是空间、地点，是容纳人类历史演化的场所。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定势，当我初看到胡野秋的新书《深圳传》时，不由地在深圳6月的酷暑里，竟然小小地打了一个“学术的”寒颤。这本看起来宏大、无所不包的深圳传记，得熬白儒生或读者多少的青丝呀。

事实证明，这只是我有限的对于传记的想象。得过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当过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做过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总策划，在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尝过学术冷板凳滋味，又拍过院线上映电影的胡野秋，在文化行当的三百六十行里行行舍身淬炼，成就不凡。为打磨出一条自成一派的“绝世武功”，修炼得一套笑傲江湖的“独门心法”，胡野秋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因此，当他进行《深圳传》这个人们眼中的“鸿篇巨制”时，胡野秋奉上了他的“胡氏法门”——那是记者出身的样样通、事事知的杂家功底，是安徽芜湖才子出身的“有情人”视角，是如艺术家速写般灵动的文字勾勒笔法，是中国文人底色上点缀得恰到好处的“后现代”戏谑趣味。

当这种种特质反映在文本上时，城市传记写作上难得一见的“个人传记性解决办法”就出现了，这是《风险社会》的作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反思现代性时提出“第二现代性”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一个人如何生活变成了系统性矛盾的传记性解决方法”。与之呼应，胡野秋在2020年出版的《深圳传》里则提供一部城市传记的“个人传记性书写”的“人城融合”方案。

例如，作为深圳的文化学者，他在“文化：从沙漠到大海”一章中，没有悉数细数深圳在过去40年里所取得的被媒体大肆报道的“设计之都”“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深圳读书月”等成就，而是在城市40年的文化发展长河中，特意选取了如今鲜少提及，却是他当年以记者身份“见证历史”的1993年深圳文稿竞拍事件。这种剑走偏锋、说干就干、领导支持、上下联动、实验心态的风头劲，正是特区的“灵魂基因”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映射。一场小小的拍卖就能够聚集全球百余家媒体的盛大“文化实验”事件，在如今已入不惑之年、日渐趋于老成的深圳已经很难发生了。

再有，在深圳历史上诞生的文学作者具有国家级知名度的不乏郁秀、曹征路、盛可以等人，但作者没有围绕这些“老生常谈”的荣耀进行着墨，反而以“两个文化冠军”为概括，点了青歌赛冠军歌手姚贝娜和2007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作家千夫长的名。这种以个人经验来“补写”主流叙事的态度，体现出一种简练、鲜明而强调个性的后现代城市传记的特质。

这仅仅是两个小例子，事实上，从打开这本“异类”的《深圳传》第一页开始，我就像看到了胡野秋带着他独有的音容笑貌，以一个名副其实地有30年城龄的老深圳通在讲故事。在我这仅有着10余载城龄的“小朋友”面前，他的那座“城事百宝箱”正向我一件一件数着那些似乎被尘封却又在他的个人认知、主观体验、人城交互的记忆中鲜活存在的宝贝。在胡野秋眼里，深圳不是容器，也不是需要谨慎揣摩的“他者”，而是一个与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认知兴趣、理想追求息息相关的“此在”——它可以是村姑、小伙，也可以是儒生、绅士，它既有着“城市魔方”般的现代性之谜，又有着“三围村”“亲嘴楼”这样的世俗之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氏法门”正是体现了“野秋”之“野”的奔放和恣意，以及“野秋”之“秋”的丰厚与醇熟。

作为一个80后，我在胡野秋这本《深圳传》里看到了不曾触及的深圳历史，读到了他那招牌的民国圆框眼镜背后既传统又后现代的文化气质，更窥探到一个智慧长者淡定沉着、才气纵横背后自由舞动的人生佳境。

（作者系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