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但历史地看，这不是人类所遭遇的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尽管艺术治不了病，但这并不代表艺术在灾难面前毫无意义；相反，艺术不仅能够洞见历史，调动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而且也有助于对现实的理解和信心的凝聚。德国画家丢勒创作的《天启四骑士》来源《圣经》中的天启四骑士。画面上四个骑士从右上到左下分布，分别拿着弓箭、剑、天平、铁叉，代表人类灾难的四种类型：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但实际上，灾难的类型可能比这四种要更多，但疫病总是其中最让人记住和思考的。

历史上最大范围的瘟疫是14到16世纪遍及欧陆的黑死病，死亡2000万到3000万人，人口损失达30 %以上。黑死病就是鼠疫，其症状是在人的皮肤表面出现黑点，然后不断地增多、扩散、溃烂，最终导致死亡，所以叫黑死病。中世纪之所以叫中世纪，也与此有关——前面的希腊、罗马是辉煌的，后面的文艺复兴也是辉煌的，所以文艺复兴时代之后的人将中间的世纪叫做中世纪，认为是黑暗的、陷落的，这既有宗教的原因，其实也有瘟疫等灾难的原因。不过就艺术本身而言，中世纪并不黑暗，而是辉煌的。这些社会现实造成了重要的心理影响，并导致了相关题材艺术作品数量的激增。譬如尼德兰艺术家勃鲁盖尔创作的《死神的胜利》，左下角描绘了死神骑着白马拖着一整车的骷髅头。一方面，这是社会现实和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容纳了该地区习惯的寓言。他想通过这样的一个题材来进行社会劝谕。博斯创作的《乐园》《干草车》等作品也有相似的表达，既显示出对死亡和疾病的恐惧，同时也在告诫人们对生命和人生的思考。

西方中世纪时期甚至文艺复兴之后，医学和医疗条件仍不太好，一系列关于手术的图像可以看到，作业没有密闭的空间，暴露在空气中，在非麻醉和有菌状态下徒手实施，死亡率很高。在瘟疫流行的情况下，既不能保证病人的安全，也不能保证医生的安全，而且还会持续传播。在荷兰艺术家伦勃朗创作的《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中，可以看到当时手术的情况，右边戴着帽子的是医学教授杜普，左边是他的学生，他正在给学生讲解解剖原理与手术实践的方法。实际上一直到19世纪早期，这都是常态。在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对人体和细菌认识的进步，才有了专门手术室，以及系统的除菌、麻醉等方法。

19世纪以前，疫病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不仅仅是人口损失，还有巨大的社会恐慌，造成了驱魔和巫术的流行。西班牙艺术家戈雅曾画过一件《圣·弗兰西斯·波吉亚用十架苦像驱魔》，表现耶稣会士为病人驱魔的情形。那时，医生和巫师常常并不能完全分离，他们的结合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图像：鸟嘴医生。他戴着一个银制或皮制的鸟嘴面具，当时的人认为银可以起到消毒的作用。长长的鸟嘴中放置一些特殊的香料，当时人认为这些特殊香料可以消毒。鸟嘴的功能就像今天的口罩。他戴的帽子、眼镜和罩袍也能起隔离的作用。此外，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根木棍，是手臂的延伸，用于协助诊断和治疗，避免用手直接接触病人。这在当时而言，已经非常科学，但鸟嘴医生的形象仍然具有驱魔形象的根源，人们仍然相信特定的恐怖形象可以驱除病魔。

医学随着时代而进步，近代中国在流行病的防治方面给世界带来了巨大贡献。1910年底至1911年4月，在清王朝最后的岁月，哈尔滨暴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鼠疫。这场鼠疫的流行不但由于一位中国专家而很快扑灭，而且还留下了一批摄影作品，让我们能够从中了解中国传染病防疫的开端。

1910年10月，鼠疫通过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到哈尔滨。11月9日，哈尔滨傅家甸发现第一例鼠疫患者，一个月以后开始大暴发，傅家甸成为这场医学战斗的中心。华人医学家伍连德综合判断鼠疫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解剖化验、确定病因，控制交通，采取防护措施，利用火车车厢隔离感染者，设立消毒所、轻病院、养病院、疑似病院，焚烧尸体，取得了明显效果。东北其他城市随后仿效其做法，因此，尽管东北鼠疫死亡6万人，但4个月时间就成功扑灭了。傅家甸的例子为世界提供了一整套应对暴发性鼠疫的系统性防治措施，后来被很多地方沿用和改进。1911年4月，“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召开；伍连德随后在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论文《旱獭与鼠疫关系的调查》。

虽然艺术不能挽回灾难的结果，但艺术家能用情感把这些现象表现出来，给大家以心理安慰，并提振信心。它还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持续传播下去。这些集体记忆，既是惨痛的回忆，但也是爱的证据——这就是艺术的作用，它是用来储存人类文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记忆。如果没有这些集体记忆，很难想象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作为个人，我们都能切身想象自己失忆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同样，如果整个人类没有了历史，没有了记忆，这种状况可想而知。所以，艺术正是提供给了我们一种有温度、有情感的方式，从历史中去进行认知，对现实进行重新定位。

（作者系《美术》杂志编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