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凝聚力量，作品传递真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文艺工作者用文字、用画笔、用音乐……用艺术写意抒怀、鼓舞斗志、抚慰心灵、纪录英雄，加入到战“疫”行动中来。一系列“防疫”主题宣传画异军突起，发挥了文艺宣传“轻骑兵”的作用。这一系列宣传画在内容上，普及防疫知识，宣传政策措施，表现感人事迹，反映防控重点，鼓舞信心斗志，具有突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在形式上，融会了不同画种和平面设计的表现手法，风格明快，通俗易懂，富有感召力和感染力；在信息视觉化、图像化的网络时代，发挥了普及、教育、宣传和鼓舞带动的积极作用；为我们认识宣传画服务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文艺在社会公共治理关键时刻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宣传画曾是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美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为国家各项大事、大政方针服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随着电视、电脑普及，信息传播与接受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宣传画的创作与传播趋于弱化。但在此次“防疫”主题创作中，宣传画却在短时间内汇集创作力量，形成创作成果，及时发表发布，在疫情防控舆论生态建设过程中再次发挥了积极作用。纵观这些“防疫”主题宣传画的创作，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是宣传画在公共宣传关键时刻的急先锋作用，紧扣宣传需要和工作重点，迅速组织创作，高效完成作品。疫情防控是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搏斗，每个时间节点都有工作重点，主题宣传画创作从启动阶段主抓防护科普，宣传防控知识，尽快尽可能一目了然地宣传防护隔离的必要性和主要方法，到国家相关法规措施出台，以图文互助的形式宣讲防疫政策，以及复工复产阶段，宣传生产与防护“两手抓”的必要性，以及持续深入地纪录和表现一线战疫工作者的感人事迹、精神力量，可以说，致力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以视觉语言和冲击力，影响观众，感染观众。

其二是宣传画适应了网络时代信息传播与接受的方式和节奏，相对于有一定篇幅体量的文字语言，视觉形式较为一目了然；相对于纯美术样式，宣传画的“语图互文”往往语义更清晰，指向更明确，在网络阅读和传播相对快节奏的形势下，更容易产生宣传作用。比如此次“防疫”主题宣传画创作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动态宣传画，即运用了动态视频技术，以适应网络接受习惯，实现宣传效果。

其三是宣传画新生力量的涌现及其视角、内容、风格的多样化。比如艺术院校广大“90后”青年教师、“00后”大学生参与的宣传画创作，没有创作程式定势，没有固定的仰视视角，也绝未走入纯艺术、纯展览追求特色甚至抽象效果的误区，由感而发，由心而生，由战“疫”的滚烫生活出发，画普通人视野里的平民英雄，画老百姓读得懂的信息图示，画小朋友能理解且不恐惧的防疫卡通画，朴素生动，体现了宣传画的感染力和说服效果。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对组织宣传画创作十分用心。他表示，“王朝闻先生曾在《文艺报》上发表专题文章，阐述宣传画必须有说服力。‘防疫’主题宣传画要有说服力，让公众看了少一些焦虑和恐慌，多一些了解和认识，多一些支持和配合，多一些温暖的感动和力量，我们也就为战‘疫’一线搭了一把手、出了一份力。”

应该说，今天的宣传画已非张贴于公共空间、人口密集处从而引人注意并实现宣传效果的海报、招贴，而是海量信息流里进入视野、形成聚焦、产生影响的内容与媒介，只有打动人、影响人才能发挥作用。此次“防疫”主题宣传画，在内容上紧扣疫情防控，想防疫之所需、急防疫之所急，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无论是解读宣传防疫法，还是纪录疫情中的人与事，都不空洞、不单薄，创作者往往汲取了使自己受感动的亮点，体现了人民性和人情味，容易产生共鸣。比如致敬英雄的宣传画，不只画“白衣天使”英雄的无畏与付出，也画口罩的勒痕，画逆行的背影，“夫画者，从于心者也”，礼赞崇高，颂扬美好，传递向上的力量，不是说教和口号，是心被打动、眼眶湿润的那一个个瞬间。

为了持续宣传防护要点并避免信息过载造成的麻木，“防疫”主题宣传画的创作者融入了丰富的创作视角和多元的艺术语言，既有战“疫”一线英雄群像的刻画，也有抗疫生活中可爱治愈的卡通图画，有心手相连、守望相助的寓意符号，以及对武汉奋战必胜的文字与精神图解。应该说，宣传画的创作手法是多样的，有威武雄壮的进行曲，也有曲调悠扬的抒情曲，都在于鼓舞和教育。它们不像以往那样突出雕塑感和强调“纪念碑性”，而是朴素平实、流动不息地展示许许多多普通人、芸芸众生持续的奋斗以及所有的坚强与美好，从而象征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积极向上的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历史沧桑，不变的是中华民族向上的力量。宣传画是人民大众的艺术，刻画传递的也是我们民族积极奋发、坚毅美好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