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印木刻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门类，它的历史价值与中国雕版印刷的发明息息相关。当雕版印刷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之后，水印木刻也就相伴而生，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使书籍变得可品、可赏、可传、可布，也使中国绘画的传统通过刻版的传播得以发挥更广泛的文化作用。上至宫廷庙宇，下达民间街市，版画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是，透过绘、刻、印的手法，水印木刻中的古代经典本身就富有极高的审美属性与独特的艺术品格。造型的情态意趣，刀法的不同风格，材质的肌理变化，特别是水印的墨痕彩韵，都使得水印木刻的作品具有区别于其他版画的独立观赏性。一部经典著作的插图能够以图像打开视野思维，洞见天地人间的万般景象，引发对历史和哲理的遐思；一页小小的信笺，可供文人雅士舒达胸臆，寄书传情，甚至作为独立的艺术小品为收藏家所青睐，因此，它从创作到传播，从观赏到收藏，都拥有着宽阔的发展空间。水印木刻的文化价值更是十分丰沛，作为精神的载体和视读的范本，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具有永恒的生命，运巧思、夺天工，将传统的木版水印方法与现代创作版画相结合，兼取中国画水墨技法，通过气韵生动、浓淡晕染的丰富视觉效果，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艺术魅力。宣纸、木板和水性颜料巧妙地融合在方寸之间，足以让人视觉把赏，而水印木刻的材料技法所呈现出的刀味、木味、水味、印味，更是体现出中华工匠精神，成为今天需要保护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当代社会急剧的发展中，传统水印木刻业已失去了雕版印刷的产业基础，许多技巧技能面临失传，大众审美趋向亦被多元新颖的机械复制图像技术所吸引，因此，无论是从它与书籍的“互文”关系来看，还是作为独立绘画的存在方式来说，昔日盛极一时的水印木刻已日趋式微，几乎成为艺术的绝学。

尽管对中国水印木刻艺术的历史脉络、地域特征和工艺特点已有一些学者的论述，但是从观念与技术层面谈论水印木刻前世今生的较少。作为一位优秀的艺术实践家和研究者，陈琦不仅仅就观念谈观念，就技术谈技术，而是在抒议观念的同时，对水印木刻发生的缘由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精钩沉，尤其是从印制技术的特征切入，展开对水印木刻美学特色的论述。他观察水印木刻的功能与形态到分析物性特征与文化属性，从探讨图像复制技术到研究水印木刻的形制生成，从梳理水印木刻的沿革发展到分析着墨雕版和印刷的时代特征，同时，他也观照水印木刻在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文脉再续与阐扬光大，从水印木刻的艺术创作角度作艺术史的研究，尤其对当代水印木刻的传承创新作了述评。他在多年的躬行中拥有了比纯粹理论叙议更为深切的体会，既研究许多同代艺术家的创作，更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来论述水印木刻的当代价值，这就使他的创作与研究既不同于纯粹的历史论，也不是一般的创作谈，而是通过宏览与微察的视角展开丰富的内容。

作为在艺理之间穿行的当代艺术家，陈琦对版画的研究创作在画坛早已有名。他以格物致知的精神从事创作，艺术不断精进。从其早年创作的“明式家具系列”“古琴系列”“荷系列”到新近的“水系列”“时间简谱系列”，他的艺术视野越发宽阔，艺术观念越发鲜明，作品越发具有在传统艺术的当代转换中建构自我风格的特征。我曾在英国伦敦著名的V&A博物馆看到了陈琦被收藏的大作，作为世界最为著名的博物馆之一，陈琦的版画作品在那里被视为当代东方艺术的重要代表。时任V&A博物馆馆长的马丁·罗特先生曾满怀骄傲地告诉我，他以收藏到陈琦的作品而自豪，因为其中既蕴含着东方的哲学与自然观念，又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技艺的当代创新。他去年参加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作品，再一次让人看到水印木刻焕发出的时代新意。陈琦各个时期作品的艺术风格皆呈新貌，并在本体技术层面不断改造与创新，最重要的是他作为水印版画艺术家在时代变迁中对待传统的文化自觉，从他的作品中能够感知到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根溯源的学术精神与通过建构图像时空来传情达意的深度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言，“以空间来表示时间的流淌，在实时的流淌中来感受生命的变迁”。对传统文化的怀古解析、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判断、对道法自然的崇尚感悟、对审美品格的精臻追求，使他既在对媒介材质的精研中把握利落刀痕、水墨色调和精致造型，将水印木刻的艺术表现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以天人合一、宁静致远的中国传统哲学意蕴入刀入画，达到思与境相偕的中和之美。透过他的作品，可见他努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学精神，也可见他“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创作方式。

在艺术研究上的“继绝学”有多种路径，像陈琦先生这样在实践中对技艺理论进行阐发，又从理论思考反促实践的创新发展，无疑是从学理和艺理上对中国水印木刻的观念与技术的一次重审与洞见。欣赏他的作品之际，我们对水印木刻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油然拥有了信心，只要传承的学问不断，中国水印木刻艺术便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