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学派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中一个特殊群体，这一群体生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战斗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成长于抗日烽火的最前线。

牛文是这一群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堪称“延安学派”中的“红小鬼”。

牛文1922年生于山西灵石县一个贫苦人家，1937年他投奔红军，时年15岁。他在部队中摸爬滚打，能歌善舞，多才多艺。1941年他被送进了“鲁艺”美术系学习。他像一名勤奋刻苦的学徒，曾为力群拓印木刻，为王式廓做石膏，而他也得到了王式廓、王朝闻、力群这批老师的真传。他学会了刻木刻，学会了用柳条包上泥巴烧木炭条画素描，学会了绘画理论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小鲁艺”走进“大鲁艺”的广阔天地，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生活，长期扎根于人民的生活中，为革命美术事业奋斗终生。

纵观牛文漫长的艺术道路，有两个引人注目的闪光点，这两个闪光点奠定了牛文在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中的地位，也成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杰出代表。

在晋绥区那段岁月是牛文人生中第一个闪光点，也是他最辉煌的时期，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了他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他为《抗战日报》《人民画报》创作了大量的插图、漫画和木刻。他为绥靖边区小学国语课本作插图，创作了《练兵》《保卫延安》《领回土地证》《听胜利的消息》等一系列经典作品。其中《丈地》木刻表现翻身农民先用“步弓”后用“绳索”丈量土地，反映出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民期盼公正的诉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堪称一幅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作品。它表明，版画在处理中国农村变革的进程中，技术性与道德力量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1948年牛文创作单幅年画《解放军攻城记》，由晋绥《人民画报》出版发行。这幅作品中有百十号人物，包括步骑炮工镏各兵种。画面处理杂而不乱，深得老百姓喜爱。他还为《晋绥日报》刻制了战区地图，一天刻制两三幅战区地图，几乎把欧亚战场的地图都刻出来了。他还为《抗战日报》刻制了大量的“题花”“扉页”，包括邮票、公章、货币，凡是需要刻制传播实用的地方都留下了牛文的刻痕印记。

1944年，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在山西兴县召开第四届群众大会，表彰晋绥边区抗日英雄模范人物，到会有751名英雄人物。牛文赶到现场为特等战斗英雄画肖像，随即夜以继日地刻出来及时配合了新闻报道宣传。当年在《抗战日报》上发表的英雄人物肖像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算得上是破天荒的创举。

牛文1950年随军南下在重庆定居后，立即又随大军进藏。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的喜讯，牛文与李少言合作完成了《当和平解放西藏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的时候》，该作参加1954年第一届全国版画展受到好评，从此他将西藏作为他的创作基地，长期深入藏族聚居区，创作出一系列反映西藏人民生活新貌的作品。这是牛文艺术生涯中第二个亮点。由于时代生活的变迁，艺术语言当随时代与时俱进，他的作品从叙事性走向了抒情性，由繁到简，由拙朴拘谨转为奔放灵动。我们从《当和平解放西藏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的时候》《参加红军去》《吉祥如意遍地锦》到《东方红太阳升》之后一系列的演变，可以看到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深层的思考和领悟。《东方红太阳升》是牛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我们一看到这幅作品，就会跟随着画面的节奏起舞放歌……1980年我在中国版协成立大会上首次与牛文相识，当年他5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中年。我发现四川版画群体中的牛文、李焕民、徐匡，都有一个共同的基因，那就是对生活充满激情活力，对音乐节奏有天然的敏感。

牛文不愧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组织者。他对群众业余版画十分关心，大力支持。他对四川綦江农民版画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促成了綦江农民版画进京展出，后又赴美日等国展出。1984年1月，牛文特邀李桦、王琦参加重庆綦江县第二届农民版画展，又陪他们深入农家共饮传统特色的米酒……

牛文版画艺术创作始终秉持着不断上升的态势。上世纪60年代他为《红岩》小说创作插图《小萝卜头的梦》《胜利》，到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草地新征》，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在艺术语言上的突变。这得益于他对明清徽派木刻的研究成果，突破了原有的叙事情节向写意抽象的提升。正如他自己的思考“追求清新滋润含蓄，朴茂的东方韵味如何与现代版画单纯、强烈、醒目融为一体”。他将版画回归到诗的浪漫境界。如果说《朝阳》还保持牛文原有黑白木刻的影子，那么《草地新征》《春雷》就完全用灰调子来处理画面了。

一位从战场上走出来的老战士到了晚年仍宝刀不老，创作出《将相和》《张飞》《关羽》等一系列戏剧人物版画，表达了他对版画的忠贞和始终不变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