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百年的生日钟声刚刚敲完，风云尚在天际飘荡未散。大众视野中的博客、微博、公众号、微信群，通过碎片化的时间，一闪而过的灵感，给21世纪以来的新诗发展和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期待着第二个新诗百年有着坚实的开端。

过去了的百年，勇于前行的中国诗人们已经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审美习惯，为我们带来了多种类多风格的现代诗歌。可以说，他们在中国古典优秀诗歌和西方经典诗歌的光影下，不废耕耘，播下改良新种，长出了蓬勃的新苗。在各报刊、书籍、舞台、集会、街头、操场、战场，都留下过张扬现代自由平等、不为强力屈服的自由体新诗，学习并结合中国传统诗歌精华和西方韵律诗艺，诗人为中国新诗坛提供了新格律体诗、十四行诗、俳句诗、小诗以及古代诗歌中前所未有的长诗、组诗等等，无论有过多少争议，有过多少人褒扬或贬低，它们已经在大众中得以传播，而且成为当代诗歌中不可不提的代表性作品。我们很难否认，它们在某一时刻，像春雨，对我们的灵魂和精神，都发生过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或是像雷电，让我们在词语的风暴中反思、警醒。也许，看到这段文字的读者中，会有人说，这些诗歌，根本不是中国新诗中的最佳诗篇，但我还是想说，因为它们至今还在传播，所以它们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断给大众读者带来一个时代的新语言、精神的探险以及独特的体验。

如果要对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用一句相对客观的话来总结，那么，我想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化诗歌时代。百年诗歌没有老去，而像朝气少年，像春天的潮水，草叶萌发，它带着新鲜扑鼻的气息，澎湃而来。现在回看，如果说新世纪初，某些人不时为吸引大众眼球而制造出一些诗歌新闻，让读者把诗歌界当成娱乐界，实际上，这是一种反作用力，更加推动了诗歌朝另一个方向发酵，萌芽，后来我们看到众多的“草根诗人”（李少君语）出现。当前的诗人和读者们，经过十余年的调整，基本恢复了对诗歌的理性认识，他们更关注诗歌本身以及诗歌写作技艺的推进，在诗歌写作中保持一定程度的想象力、抒情性、叙事性，然而也不乏人间的气息和可感的温度。

我个人的感受是，目前中国诗歌的发展保持着一个令人乐观的状态，这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外国诗歌的接受与传播的宽容度加强。具体说来，新世纪之后，中国诗人对西方诗歌的接触与以前不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郭沫若、戴望舒、闻一多、徐志摩、穆旦等人，他们把西方诗歌经典或是同时期外国诗人的一些作品介绍给中国诗坛。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外国诗歌再次涌入中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各大出版社陆续启动外国诗歌翻译计划；新世纪以来，我们会发现，众多的外国著名诗人，如聂鲁达、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博尔赫斯、蒙塔莱、保罗·策兰、辛波斯卡、特朗斯特罗姆、米沃什、索德朗格、普拉斯、谷川俊太郎、巴列霍等，这些发音古怪的名字，为中国诗歌读者和诗人们津津乐道，大家的诗歌兴趣不止停留在浪漫诗、象征诗或轻体诗的作者歌德、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惠特曼、波德莱尔、兰波或艾吕雅、奥登等诗人身上，新世纪的诗歌读者在阅读外国诗人的作品中，发现诗歌中的世界如此广袤，人性如此丰富。而且，很多外国诗人的诗歌，也不单单只有一个译本，在众多译本中，中国读者学会了选择，学会了揣摩，学会了承受“影响的焦虑”（哈罗德·布鲁姆语），再创造出另一个新的诗化自我。在一个出版、传播便捷的时代，我们也看到一批新的翻译家涌现，而且他们也是资深的诗人，如陈黎、张芬龄、汪剑钊、王家新、远洋、田原、李笠等。他们给读者带来了可靠的译本，使读者能更接近诗歌，即使翻译家之间可能为某个翻译问题发生争议，读者也知道，他们不过想更贴近诗歌本体。同时，中国本土实力诗人的诗歌，正陆续走出国门，穿上“洋装”，多语体的翻译版本在世界各国传播。由此可见，新世纪的中外诗歌，完全在平等的平台上正常交流、发表。漫长的学习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新的起跑线上，等着中国诗人起身，奔跑。

二是旧体诗词写作，已经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果说20年前或是更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如朱自清先生所说，旧体诗词写作被新潮诗人当成保守态度的表现，乃至后来的现代诗人对旧体诗词持有百年偏见，把它当作新诗的“敌人”或“对立面”。我们也确实看到，在自由体新诗蓬勃发展的时期，提倡新思潮的鲁迅、胡适等人，都不得不把旧体诗词隐藏在个人书信、日记或是散文中，很少公开发表。而现在旧体诗词的写作热潮到来，不仅一些国学基础较好的老人把它当作抒情言志交友的工具，年轻人也怀有极大热情，学习并投入旧体诗词或是古风诗歌创作。他们为当下的诗坛增添了新的活力，词语的新潮感、观念的现代化令旧体诗词呈现时代新貌。冷静观察，当下的旧体诗词热，不仅跟社会提倡弘扬传统文化有关，与国人文化素养提高也有关系。因此，对我这样一个一直从事新诗研究的人来说，现代诗坛的一些观念包括旧体诗词的一些观念，需要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旧体诗词曾是中国传统诗歌的组成部分，对当代读者或作者，无论是诗歌练习，还是对诗歌创作，向旧体诗词学习它的结构、押韵、表现方式，学习中国文化精髓，重新思考发扬其精华，都是有利无弊的，值得尝试的事情。何况当前，地方结社、诗词爱好者通过网络，练习、传播旧体诗词；还有专门网站，如“诗词吾爱网”，为诗词爱好者提供交流、学习平台；也有一些学术机构，如中华诗词研究院，整理并引导人们研究当代词人词作，倡导现代化的诗词，考察线上、线下，每年整理出诗词发展报告，向大众推荐比较有特色的诗人诗歌。诗歌的进步，不是看形式上使用新体还是旧体，而是其中的诗意是否涌动，诗歌精神是否能打动读者，给人新奇、引人深思。

这样一种开放宽容的态度，用来学习、创作、创新、传播诗歌，会给我们增添诗歌发展的信心。

三是关注现实的诗歌明显增加。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曾反复成为诗坛讨论的热点问题。有时甚至令一些葆有过期待和热情的研究者绝望，“诗正离我们远去”（谢冕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人们意识到必须革新，去掉陈旧的外衣，他们提出“诗从语言开始”（韩东语），由此对诗歌进行了大规模的反传统探索，他们寻求新鲜的表达方式，驱逐诗歌中空泛的抒情，他们把日常生活拽入诗中，试图改变语言组合，采用各种诗歌技巧，为的是建造诗歌的王国：表达自我的不满、苦闷、嘲讽、忧郁、悲愤等等。逐渐，诗歌又走向矫枉过正的另途，人们在诗歌中感受不到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的东西，比如崇高的情怀，对于世界的、社会的悲悯和热爱。新世纪以来，一部分诗人对这些现象有一定深入的反思。有的诗人，敢于回到现实中，从个人的视角进入世界，进行诗歌的再一种尝试，力图在诗中表现出诗人应该有的社会责任意识。我最近接触到的一些诗人，他们有的是普通百姓，有的是公务员，在读他们的诗歌或是为他们的诗歌写下读后感时，我发现这些诗人们非常重视生活赠与的灵感。他们平时忙碌着各自的本职工作，跟他们交流诗歌时，发现根本不需要担心他们诗思枯竭，因为他们投身工作之时，也是诗歌孕育的同时。

此外，我觉得当代诗歌发展，得力于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给诗歌提供了公众平台和自媒体传播平台。从原先的纸媒、民间诗刊到如今各大网站的诗歌社团、博客、微信群，乃至各大高校、各大地区的组团结社和相应的公众号出版，当前诗歌写作以及传播速度，已是火箭速度。诗歌线上、线下的聚会活动，比上世纪也多了许多，可以说，诗人们的交流基本没有地区的、国别的，甚至语言的障碍（自动翻译机、诗歌机器人都在给我们带来诗歌新感和挑战）。所以，当前写诗，不存在物质条件和传播渠道限制的问题。如今把诗歌写好，写出佳作，跃上诗歌高峰，成为大家的共同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