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历程中，其实文化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而发现文化和走进文化，在于发现者自身的精神能力、思想品质和文化自觉，是一个有重要使命的人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和走进，能使社会产生文明的进步与思想的递进。文化自觉，首先体现在思想上，这正如冯骥才在《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中所说：“人类社会，只要还在进步，就需要思想。人类靠着自己的思想穿过一道道生活的迷雾从历史走到今天。”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冯骥才有一次在山东平县看到那块雕满摩崖造像的巨石上站着山民的孩子，他们手里高举锤子冲游人喊着“十块钱给你凿下一个佛头”，巨石上多半造像已没有佛头。他心疼地拍下照片，并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山东省委；他带着《沈万山巧得聚宝盆》的传说，奔往周庄，一听“迷楼”要拆，他决定卖画买下“迷楼”，后来促使楼主明白了，不卖这楼了。一般的人，可能也看到了这些，也可能意识到不仅仅是这些，但人们仅仅是看到或者意识到而已，而冯骥才却敏锐地感受到一个“伟大历史的巨大根基在松动”。

　　人，能够从文化存在中发现文化，首先是关爱文化的持有载体，那就是祖国、民族，这样的人，能够时时地对生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打量，并反复地思考这些文化与文化持有载体的关系、作用，然后产生幸福、痛苦、担忧，进而开展行动。看到的多，发现的多，有思想情怀的人就会产生自觉，去进行文化发现，文化发现又促使有情怀的人走进他发现的文化，这是人重要的精神和思想过程。试想，在上世纪90年代，酷爱绘画、写作的冯骥才，入迷地走入生活，可是大量的文化现实让他对祖国和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深切的联想，首先是古老的敦煌文化和西方历史文化让他产生了觉醒，唤醒了他作为一个文化学家的情怀。情怀的重要特征是擅于从生活中捕捉文化并开启自己深切的联想，而这就是文化的品质。当他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任务写《人类的敦煌》时，他不但来到了敦煌，又带着对敦煌自然、历史、文化的梳理来到了西方。今天我们应该感受到一个文化学家对文化的虔诚接受和深入传承的程度，冯骥才的所有写作都能让人感受到他的思想始终在递进的清晰脉络，他不停地跟踪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并以思想实践去对接，反过来，社会的变化变成了他的生动的记录和描写的对象。这样的结果，是不断地寻找和发现更加具体的社会细节，并走进他所发现的文化中去，他带着情怀去发现和寻觅，又带着情怀去走进，去解决社会问题，情怀是他发现文化和走进文化的重要出发点。冯骥才总结到，自己一生中有两次重要的“转型”，第二次转型，是从文学跳到文化遗产保护，是“由于文化本身遭到重创，文明遗存风雨飘摇，使我不能不‘伸以援手’”。两样，都是他的“爱”，但后者，是大爱，是时代文化遭受到冲击时，他抛开了自己的文学。他“转型”了，完全清晰自己为什么转型，他可以不转型，但他决定转型，明知道那是一个漩涡，一个巨大的漩涡，一个“焦灼”的漩涡。他认为自己的“不幸”，是没把多少时间留给纯粹的自己，可是，他认为“幸运”的是，“我与这个时代深刻的变迁与兴灭完完全全融为一体”。深深的文化情怀，必然来自人心灵的文化自觉，深深的文化情怀又促使他更加自觉地去关注社会。可以说，面对巨大的社会漩涡，他是明确要主动去跳的人。他认识到自己的品质和能力，一定要站在时代的潮头，这就是这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担当。

　　冯骥才的文化自觉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文化敏锐的发现与毅然的走进上、连续的发现与毅然的开拓上、理性的判断与生动的表述上、准确的引领与全面的实践上。他的文化自觉，也正如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所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就是从认识自己开始。”文化的自觉必然会把有情怀的人引入社会，引入生活，引入他所发现的文化之中。例如，在《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一书中，他处处在努力地、清晰地、真实地展开着对文化发现的记录，展开他面对这些文化发现后对自己心灵的剖析。冯骥才坦言“这是一本生命之书，也是一本记录我个人极其艰辛的思想历程的书。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没人推我进来，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完全没有想到这漩涡会把我猛烈地卷入其中……”这是心灵的历程，又是文化自觉之人的文化体会。他开始审读自己应如何选择。他是一个知道中华文化生成、发展、变化过程的人，于是知道必须该怎么做了。所以，“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就是从认识自己开始。”文化的自觉与自知之明体现在冯骥才的实践总结与心灵历程上，当文化发现走入到扪心自问的阶段，文化自觉便更加具有典型性和引领性。冯骥才说过，“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化自觉，不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渐渐觉察和觉悟到的。”“可是，如果它是一个新时代注定带来的，这就一定要思考了。只有思考才会产生自觉。”这时，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思考，是与众不同的思考，是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思考，是一种连续性的思考、比较性的思考。他不断地将民族的命运和民族的精神、信仰、情怀综合在一起，以文化人类学家的目光打量祖国和这个世界。

　　在法国访问的一次友人聚会上，他注意到，乡民来参加聚会欢迎客人，先自觉地把乘坐的汽车隐藏起来，以便照相时不会影响到自然景观。我们对这种事都视而过之。但冯骥才不但注意到了，还剖析出这种社会细节背后是我们的生活在渐渐失去一种乡土的纯粹。我的一生庆幸自己有十五年时光与冯骥才一起工作，与他的见面和每一次会议我都有记录，比如对东北文化的推进，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开展，包括对我本人的具体指导，都使我历历在心。记得在他引领和开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中国木版年画专项抢救工作之初，当谈到东北时，我很畏难，因为在历史记载中，东北根本没有一个记载下来的年画产地，与天津的杨柳青、河北的武强、山东的杨家埠、河南的朱仙镇、陕西的凤翔、四川的绵竹、湖南的滩头没法比，可这时候冯骥才却对我说：“难道两三千万闯关东的山东人过年时会把年画背到东北贴吗？情感厚重的山东人，在几百年的生活岁月里，一定会在北方建立起自己的年画产地，就像是一只腾飞的大鸟，它的美丽的羽毛一定会飘落在北方……”他形象的比喻与生动的话语，从理论到实践，从形象到色彩，全面描绘了年画产地的存在，一下子启发了我，并为东北的文化遗产抢救指出了要领，于是我一步迈入生活，终于找到了闯关东年画产地。

　　他由自身的文化自觉到不断地、真正地转换为社会和大众的文化自觉，是有力的、实效的、清晰的、鲜明的、让人难忘的，而且扎实地变成了社会的文化自觉。在扎实推进我国当代文化遗产发展的实践中，他及时巩固、不断夯实着大众的这种文化自觉。

　　他的文化发现与文化走进，是创造性的。冯骥才从自身的思想和精神出发，把自己的知识、理想、精神、信念、情怀、感悟、实践、思考，全部活态地注入到他所认知和开创的事业里，并生动地记录和表达出来，以极大的信心、决心和满满的正能量，不断以身作则地唤起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以期让人们与其前往。他的文化自觉的呼唤和强调，已经形成宝贵的社会文化发展模式，是立体的文化模本，力量是巨大的，已经形成了一个时代的立体性和活态性。这样的文化遗产实践，穿越时空，有人，有物，有村，有地，有文，有本，有声，有色，是人类不可多得的思想文化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可以读懂中国，亦可以读懂世界。

　　（作者系中国民协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