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世人心目中的牛，是神牛、是仁畜、是金牛、是佛牛，人们圣牛、尊牛、敬牛、珍牛、爱牛，不仅举在头顶、立在心间、牵于手上，还绘于画中、请在殿堂。这就是为牛写形绘貌、驻画存象，以艺术的形式与途径，体现与表达对牛的特殊情怀，也将牛的文化符号带进艺术美的殿堂。

古人以牛为题材的艺术创作，与古人的生存、生活密切相关。追根溯源，其滥觞应在远古时代。从遗存的历史痕迹与相关文献观，原始人类出于狩猎、模仿或游戏等动机，有关牛的“作品”往往是刻于居住洞穴的石壁、崖岩之上。严格意义上说，兹尚不属于艺术创作。

真正属于艺术创作的牛作品，最早见于三国时期的著名画家曹弗兴。据文献记载，其有《三牛图》传世。早期画家中，有牛作品传世者，再就是六朝梁武帝时期的陶弘景，其画《二牛图》，一牛首戴金笼头，被人前牵后赶；一牛悠闲水草边，饮水食草信步悠然。用以回答谢绝梁武帝请出为官的好意，传为千年趣话。到唐宋以降，以牛入画成为风尚，画牛名家代有辈出，画牛名品时有呈现。比如，唐宋时期的韩滉、戴嵩、李唐、韩干、李迪、阎次平等，元明时期的赵孟頫、郭诩、戴进、张路等，清代时期的石涛、蓝涛、杨晋、高其佩、任伯年等。进入近现代，尤其是当代以来，既出现了一些兼画牛画的大家，也有一些因兼画牛而以牛画立名的画家。比如，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李可染、范曾、黄胄、刘奎龄、吴作人、贾浩义等。

说牛画，不能不谈《五牛图》，此画由唐代著名画家韩滉所创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之一，也是韩滉唯一传世作品。《五牛图》的确“名副其实” ，画中五牛从左至右依次排列，既各具状貌，又姿态各异。从毛色上看，五头牛中，有三头为黄色，一头为黑白花斑，另一头为黑褐色；从形貌上观，五头牛皆为立图：一头为左向侧身立图，一头为右向摆首半侧身立图，一头为前向正位立图，一头为左向昂首侧身立图，一头为左向俯首侧身立图；从神态上察，一头系红络、表情庄重；一头投足摆首、情态悠然；一头举目欲行、轻松自在；一头昂首耸肩，如待笃行；一头矮丛搔首、闲步信然。通览整个构图，五牛之间几近等距，除最后一头颈部近处有一低矮树丛外，再无其它景衬，因此，每头牛之画面均可独立成章，具有完整的视觉感受。据文献记载，这幅《五牛图》一经创作完成即引发收藏追捧。北宋时，曾被收入内府，宋徽宗题词签字。宋遭元灭之后，这幅画被书画大家赵孟頫收藏，其如获至宝，留下了“神气磊落、希世名笔”的题跋。至清代时， 《五牛图》被“征召入宫” ，成为乾隆皇帝的珍爱之宝。清朝末年，该画被转到中南海瀛台保存。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件稀世珍宝落入外国人之手。上世纪50年代初，《五牛图》出现于香港拍卖行，底价标注10万港元。遵照周恩来总理“不惜代价，抢救国宝”电报指示，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机智、高效、出色的运作下，这幅画得以及时撤拍，最后以意想不到的6万港元的低价购回，连夜转送北京。如今， 《五牛图》就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牛图》被称为“镇国之宝”，因为其早已不是一幅画，而是一段历史、一种象征、一介载体，这段历史是盛唐的见证、审美的象征、文化与艺术的载体。

从古至今，历代画家为牛立象存画，或以牛造像，或以牛写景，或以牛叙事，或以牛寄情，或以牛喻意，或以牛铭志。韩滉的《五牛图》、戴嵩的《斗牛图》、张录成的《百牛图》等，就属典型的为牛写真、造像：牛者，大物也，或闲庭信步、悠然自得，或霜天竞由、以抵称王，或任由天性、浑然天地。赵孟頫《寿春令留犊图》就是典型的以牛叙事：寿春令上任时驾黄牛，离任时留一犊（黄牛所生）。石涛的《对牛弹琴》就是以牛寄情：“世上琴声尽说假，不如此牛听得真。”知音难遇有寄托，牛声一呼真妙解。陶弘景的《二牛图》，就是以牛铭志：宁愿乡野悠闲百姓，岂愿朝廷“带笼”为官。周臣的《宁戚饭牛图》、张路的《老子骑牛图》 ，是为以牛叙事：宁戚叩角而歌“觅”知己，老子沐紫驾牛走西域。李可染的许多《牧牛图》，大都为以牛写景：孺子卧大物，田园醉牧笛……

历代画家名家，为牛留下了诸多艺术形象，《中国牛文化千字文·驻画存象篇》将艺术史上画牛大家，几近作了梳理：

“史乱着绘卷/近以丹青离/韩滉描娴熟/线粗阔彰肌/戴嵩赢学技/泼表犟牾戏/次平妙能工/僻壤赏闲憩/郭诩恣情挥/潇洒寻意趣/苦瓜遇知音/画境吐心秘/悲鸿童幼引/淡墨喜甜蜜/吴公净奔牦/绝尘逐湛寂”

以牛入画，代有笔墨，时出名作，是牛之造化所示物，为人之审美所呈象，承载着牛精神的喻示与象征，也寓意着牛文化的光大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