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中国文艺走过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艺术特性的创新发展道路，出现了一批反映中华儿女自强不息、英勇奋斗、实现民族复兴的经典作品，传达中国人民心声，体现中华民族审美追求，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世界艺苑增添了醒目的中国色彩，对世界文艺是一种独特贡献。百年来，中国新文艺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关注文艺、重视文艺、领导文艺的实践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文艺的发展路径，为文艺注入了新的精神元素，促进了中国文艺的创新发展。这种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始终发挥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功能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像20世纪的中国文艺这样，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这种“人民性”不同于历代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悲悯。当然，像屈原、杜甫、白居易、柳宗元等古代伟大诗人“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可贵的，他们能做到的就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抨击“苛政猛于虎”，“苛政毒于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们念系着苍生的安危冷暖，这是诗人的仁心和良知的表达。杜甫的“三吏三别”也直接描写了酷吏对人民的残暴，这些诗无疑是替人民发声的，但毕竟这样的作品在整个文艺史上是不多见的。人民往往是同情的对象，但不是文艺的主角。20世纪的中国文艺，之所以是新文艺，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不断增强的“人民性”。这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人自觉地把目光投向农民，把农民作为描写对象，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表现农民在封建礼教荼毒下的麻木，以惊醒国人，改造国民性。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依据共产党的宗旨、纲领、理论和实践，必然要把文艺纳入社会革命的系统之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必然要贯彻这一宗旨，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就是发挥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功能。如何更好地实现这种功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引下，在创作实践中探索前行。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到1942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总结革命文艺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领导文艺的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核心就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并且真正找到了“如何为群众”的路径与方法。这就是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立足点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只有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创作才能真正表达人民的意愿，作品也才能为群众喜闻乐见。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大批艺术家走到人民中间去，走向生产一线，走向战场一线，接受生活和实践洗礼，不仅接通了生活源泉，而且接通了人民情感。此后产生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活灵灵的农民和战士形象扑面而来，但他们不再是麻木和愚昧的代名词，而是经过革命思想启蒙的一代新人，他们不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还要改变中国的命运，他们正在成为新的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大踏步走进文艺作品并成为主角，极大地改变了自古以来的文艺面貌，改变了文艺的风气，由此开启了“人民文艺”的时代，使文艺扎根于人民大众，从而具有了丰富的营养、深厚的情感、巨大的力量，创造了一种属于中国特有的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的文艺现象，集中体现为文艺的“人民性”。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实践对文艺发生的影响，为文艺注入的新的精神元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伟大创新和创造。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人民文艺”的时代，也不可能有融入了人民情感、人民意志、人民力量的艺术创造。人民性，既是艺术的源泉所在，也是艺术的价值所在。

二、始终引导文艺发挥“火炬”和“号角”的作用

中国新文艺与旧文艺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是民族自信心的确立和英雄主义的生成。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的一系列失败与颓败，一次次割地赔款与丧权辱国，使一种失败主义情绪笼罩神州大地，连朝廷也奉行“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甘当洋奴，苟活于世。这是失败主义者的逻辑。由失败而悲观，由悲观而绝望，“哀莫大于心死”。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是近代中国的精神黑洞，它吞噬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精神能量。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救国救民，首先是要救“心”，救“信心”，以理想和希望照亮人心，坚定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信心，这就是“心之力”，就是民族精神。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公平社会，就要有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就要有战胜一切强敌的勇气，这就是英雄主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不仅鼓舞着共产党人赴汤蹈火、前赴后继，而且深刻地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广泛地唤醒着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也必然影响着文艺创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才能产生《黄河大合唱》这样唤醒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的气势磅礴的作品。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并不是具体要求文艺家写什么和怎样写，而是更注重精神引领和价值观导向，引导文艺发挥“火炬”和“号角”的作用，以启蒙民族精神，铸就民族信心，激励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一脉相承的。在民族危难之际，文艺不是消闲的工具，而是承担着“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使命，因此，文艺聚焦于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生活，产生了一大批表现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优秀作品，《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可爱的中国》《吕梁英雄传》《荷花淀》《英雄儿女》《上甘岭》《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东方》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等，这些作品贯穿着一种觉醒了的民族精神，贯穿着一种英雄主义气概，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文艺的思想内涵和精神能量，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那种曾经笼罩在中国人心头的失败主义迷雾与“东亚病夫”的阴影被一扫而空，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古老民族在反抗和斗争中的觉醒与新生，艰难困苦而不屈不挠，向死而生又生机勃勃，中国文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些作品所形成的英雄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创作中，电视剧《长征》《亮剑》《跨过鸭绿江》等等。很显然，这种变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对文艺产生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走上了一条民族自信的英雄主义审美大道。也因此，中国的新文艺，主要体现的是崇高美学精神——因为，中华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有太多的英雄儿女付出了牺牲，牺牲铸就了崇高。放眼世界，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艺像中国文艺这样具有鲜明的、突出的崇高美学精神，这是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因为它是“血染”的。一个古老民族的鲜血染就了一种美学色彩，因而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创造。

三、始终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党的文艺方针，也是党领导文艺力求达到的效果。文艺的生命在于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非常重视传统艺术形式如何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陈出新。既要继承民族艺术传统，又要适应新文化建设需求，这就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民族艺术形式问题，提出了旧剧改造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大批文艺家深入民间，收集民歌、民间故事和传说，加以整理改造，创造出了一批新的艺术作品，如电影《刘三姐》《阿诗玛》等，深受观众喜爱。在这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旧剧改造，戏曲改革，使传统的戏曲形式能够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如豫剧《朝阳沟》就是成功的范例。当然，戏曲改革成就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京剧。戏曲中的一些经典唱段，至今仍然在民间流传，深受大众青睐。可以说，这就是推陈出新，就是创新性发展。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一旦固步自封、止步不前，就会和时代脱节，失去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就难免小众化甚至边缘化。因此，传统艺术形式的活力，就体现为反映时代生活的能力，体现为新的经典作品的不断问世。

同样，中国文艺创新的另一面是对世界其他民族艺术形式的吸收、借鉴、创新。交响乐、歌剧、芭蕾舞、油画等西方艺术形式引进中国之后，经过中国艺术家的改造和创新，以适应表现中国题材，取得了显著成就。油画的“中国风”就很有力量，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油然而生。《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等歌剧，表现中国革命历史，完全成为中国化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家喻户晓，其音乐和唱段堪称典型，在民间口口相传，久唱不衰。更值得称道的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世界舞台常演常新，为西方观众所惊叹，芭蕾舞居然可以这样表现旧社会妇女在党的领导下，为自由和解放而战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节，且表现得如此生动贴切，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融合，可谓美轮美奂又气势恢弘。可以说这是中国文艺在芭蕾舞形式上的独特创造，独树一帜，是对芭蕾舞的独特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回望百年来中国文艺走过的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价值观感召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引下走过的一条创新之路，是一条现代化、民族化、艺术化的道路。创造出一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新文艺。许多作品，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甚至成为中国文化的传世经典，这也是对世界文艺的独特贡献。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文艺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推陈出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艺将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继续前进，守正创新，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以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同时，要放眼世界，以艺术的方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艺术想象和审美烛照。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