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来，中国文学艺术在党的引领下蓬勃发展，为党的事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伟大复兴作出了独特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百年中国文艺史，就是党领导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发展史。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繁荣发展、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一百年。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四运动以来，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倡导者，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发展，以《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9月，《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与同年11月秘密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一起，为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1921年，自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一天起，党就高度重视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权问题，党的第一个决议《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要求“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中共一大决定设立宣传局，在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宣传委员一人”。党从成立之初，便意识到了文化宣传与开展革命的重要关系。

中共二大（1922年7月）决定出版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中共三大（1923年6月）前后，由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成，党通过组织工人俱乐部或者工人学校的读书会、研究会等组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方针、政策，创新性地运用民间艺术去传播，如说书、讲故事、民间大鼓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认识。许多共产党人提出文艺工作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问题，如邓中夏在1923年提出诗歌“多作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等。

随着国共合作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分化严重。中共四大（1925年1月）通过的《对宣传工作之议决案》，要求宣传鼓动工作中，“传单、小册子的内容，讲演人的口号均宜十分切合群众本身实际要求”。“五卅惨案”后，党在各类座谈、演讲之外，主动利用通电、宣言、启事、广告、壁报、招贴、标语、传单、信函等，采用人民群众接受度很高的小说、话剧、歌谣、鼓词，争取论战主动权，打击国民党右派反共势力。1926年7月，党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农民运动议决案》等15项决议，对出版物、编译工作做了新安排，专门提到宣传工作“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不要作毫无兴趣的机械式的讲义式的灌输”。党的文化宣传策略的创新调整，符合时代和人民需求，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主张以各式各样的文艺形式推动宣传工作，以唤起人民的革命意识。可以说，宣传工作的领导权问题及文化宣传领域内文艺工作的方法论创新，是党成立初期文艺方针策略的重大创新。这一时期，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民众戏剧社、语丝社等一批文艺社团组建，沈雁冰的《论无产阶级艺术》《文学者的新使命》，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邓中夏的《五一纪念歌》，贺绿汀的《暴动歌》等面世，推动了党的文艺工作发展。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此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社团相继成立。党以这些文学艺术组织为基础，组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传播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以鲁迅、瞿秋白、沈雁冰、夏衍、田汉、许幸之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左翼文艺工作者，探讨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冲破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在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积极推动文艺发展。一是积极办报办刊，如《苏维埃文化》《红色中华》的文艺副刊《赤焰》；二是组织各式各样的文艺体育活动，组织歌唱组、演剧组、足球组等；三是组织、参加或帮助建立书店、学校、剧团、演说辩论会、文学科学研究会等社会组织，始终强调对工厂、学校、农村、商店、兵营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高度重视，要求组织专门的宣传部门指导、研究宣传技术，多次提出文艺应当与群众结合，认为“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改革……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国统区对文艺与宣传、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反思，批判文艺工作中出现的“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在革命根据地大力开展文艺活动，改进宣传策略。这些纠偏与改进标志着党的文艺方针策略随着社会形势发展、社会现实条件不断自我革新。这一时期，红色戏剧《最后的晚餐》《农奴》，丁玲的《母亲》，茅盾的《蚀》《虹》《子夜》，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巴金的《灭亡》《新生》《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日出》，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等作品面世，强化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也具有较高艺术水平。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丰富和完善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党的文艺方针策略。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提出艺术工作者应当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及良好的艺术技巧；艺术作品则要有好的内容，适合时代和大众的要求。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的经验，阐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态度与基本主张，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等做了论述。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当前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党的文艺政策”概念。

这一时期，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早日赢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形成了党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基本成熟。这一时期党的文艺政策坚持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权，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研究了文艺与阶级的关系，厘清了文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对建立文艺统一战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对革命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对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认识，是党的文艺方针符合艺术生产规律的重要体现，也是党的文艺工作区别于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标志。正是在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大批文艺协会和20余种刊物在延安创办，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诞生，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向太阳》，郭沫若的《屈原》，鲁艺师生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冼星海、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贺绿汀的《游击队歌》，郑律成与公木的《八路军进行曲》等。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继承发扬新民主主义文化基础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1951年，毛泽东应梅兰芳邀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针对郭沫若和范文澜关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的热烈争论，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看法。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同年8月，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发表，批评了教条主义，谈到“洋为中用”若干问题。9月，党的八大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正式提出“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继承吸收国内外一切有益的知识文化，强调利用现代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以“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1961年6月，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总结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希望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就实践中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与创造、领导与教育、话剧等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一时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党的八大所提出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基本都是正确的，既符合当时的国情，也符合文学艺术发展规律，对文艺工作中的“左”的倾向提出了纠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党的文艺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大发展。正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文艺工作方针的指导下，闻捷的《吐鲁番情歌》，公刘的《边地短歌》，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田汉的《关汉卿》，李凖的《李双双小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及周扬、周巍峙、时乐濛、严良堃、查烈等集体创作的《东方红》诞生，取得了较大社会影响。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祝词，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年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认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这一时期，党对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重视，对艺术自由的尊重，使得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重新回到正轨，是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指导文艺工作的又一次创新，意味着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具有自我革新的功能。社会主义文艺由此重启发展征程，一批优秀作品诞生，文学作品如艾青的《归来的歌》，王蒙的《蝴蝶》《活动变人形》，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电影如凌子风的《骆驼祥子》，吴贻弓、伊明的《城南旧事》，谢晋、阿城的《芙蓉镇》，以及美术如罗中立的《父亲》，音乐如张藜填词、秦咏诚谱曲、李谷一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等不同艺术领域的佳作。

1996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第六次全国文代会、第五次全国作代会上，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1997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系统阐述了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2001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第七次全国文代会、第六次全国作代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指出“应该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自觉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努力推进我国文艺的创新和繁荣……这就是我国当代文艺工作者肩负的庄严使命”。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年11月，胡锦涛同志在第八次全国文代会、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论述了当时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1月，胡锦涛同志在第九次全国文代会、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上提到当代中国文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文艺工作重点放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上，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推进“文艺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积极创新”“文艺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充分发展”，要求“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不断增强文艺的时代感和吸引力”。这些理论，既是对党领导下的新时期文艺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和推动新时期文化建设的理论引导，符合当时的国情与文艺发展规律。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并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问题，厘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需要坚持和发展的方向，在各个方面引领着中国新时代文艺守正创新、蓬勃发展。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将“文艺与中国梦”相联系，重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明确了新时代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承担的历史任务，确立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要意义，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还强调当代文艺工作承担的时代使命，要求文艺工作与时代同步伐，要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要深刻反映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论断，将党的文艺思想与方针政策建立在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础上，要求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让中华文明同各国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当代文艺要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解决了当代文艺“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根本问题，并将文艺与文艺创新同人民联系，认为“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强调人民与文艺互相需要，认为文艺创作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是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原则”，为我国文化建设和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根植于民族的精神基因之中，是剪不断的文化脐带和道不尽的文化密码，鲜活而真实地构成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形态，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创新发展条件。这既是历史向当代的自然延续，又是现实对历史的转化激活。因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民族文化血脉，唤醒民族文化自觉，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就成为十分紧迫的时代课题，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所在。推进中华优秀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转化，既可以为文艺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又可以确保中华民族当代文学艺术的文化品格和美学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论断，重视文艺的创新动力，要求文艺工作者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把创新精神贯穿到文艺创作全过程，从“提高原创力”“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创造性地发展了“文艺精品”相关论述，反复强调文艺创作要尊重艺术生产自身规律，其中心环节是生产优秀作品。要求新时代文艺创作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能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文艺精品。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文艺工作“三深入”原则，即“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这意味着党要求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关注客观存在，还要观照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书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抒写多彩的、进步的、团结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不断反思与总结新时代文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浮躁、“三俗”、历史虚无主义等，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要求文艺工作者牢记文化责任、社会担当，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正确把握艺术个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严肃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关注网络文艺及新文艺组织群体，对互联网时代网络文艺的繁荣发展寄予厚望，要求加强正面引导，同时要求关注新文艺群体、新文艺组织，要求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对新文艺组织及鲜活文艺实践的关注和重视，使得党的文艺方针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对当代中国文艺评论提出了新的要求。文艺批评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把利器，也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表扬、吹捧、造势等都不是文艺批评，要求文艺批评要具有战斗力，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要实事求是，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回顾百年中国文艺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文学艺术生产实践的百年创新发展史。党根据各个时期不同的历史任务，对文艺方针进行调整、纠正、创新、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党的文艺思想与方针政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符合艺术生产规律，符合中华美学精神，符合人民群众审美需要。可以说，自成立之日起，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文学艺术繁荣发展，在不断推动历史进步中实现了中华文明的伟大飞跃和巨大进步。

（作者李明泉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李昱瑾系四川开放大学高职院经管学院院长助理、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