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起源于20世纪初的伦敦、纽约等欧美都市，以借助流行歌曲叙事为主要功能与特性，是流行音乐与西方传统戏剧的结合。由于整体舞台形式融合了舞蹈表演、服饰造型、演员调度、舞美设计等元素，音乐剧也被称为歌舞剧。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音乐剧作为一种相对于传统戏曲的“新剧”与西方话剧几乎同时传入中国，在与中国本土戏曲样式的融合中逐渐发展演变，衍生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红色音乐剧。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以宣传革命思想和进步精神为主的红色音乐剧在前线和大后方都发挥出了鼓舞战士与人民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作用，但由于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进行歌舞表演，因此演出场次与作品产出相对于话剧表演数量较少；即使有配合音乐出现的叙事性舞蹈表演，其基本形式也以戏曲化程式或散曲表演形式为主，难以连缀为具有长时间、完整故事、丰富角色的音乐剧。

由于中国传统戏曲中写意风格的影响，这一时期很多演员在进行歌曲表演时配合的动作往往具有舞蹈的性质，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红色音乐剧的美学风格构建奠定了基础。与由西方戏剧分化而来、内容上则更多表现社会下层小民喜怒哀乐的西方音乐剧相比，中国的红色音乐剧一方面吸纳了中国戏曲与中国传统通俗文学中对社会重大题材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内在具备了革命及建设时期社会宣传功能的要求，因此兼具宏大题材的精神性与通俗叙事题材的审美性。这使得红色音乐剧作为一种既有官方性质又有民间性质，既有精神特性又有审美追求的艺术形式在各种形态的社会中受到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量艺术研究者与表演者的努力下，红色音乐剧创作累积了一定的经验。改革开放后，伴随剧院市场化开放经营的风潮，注重一般观众体验的红色音乐剧在传统红色作品与外国音乐剧的影响与借鉴下脱颖而出。最近几年来，不少呈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或者进行经济建设的红色音乐剧在强调精神内涵与历史厚度的基础上，广泛融合了不同的艺术形式与艺术风格，并借助电脑特效与新媒体手段营造出富有魅力的审美特征，逐渐发展为现代中国社会广受欢迎的艺术样式。以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7周年献礼剧首演的《王二的长征》为例，这部音乐剧讲述1934年秋天，目不识丁的长工王二得罪了财主老爷，逃跑过程中遇到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红军将自己的救命干粮赠给王二，临终前嘱咐他转交一封信给自己未出生的孩子。王二带着这名战士的遗书赶上了红军大部队，一边作为红军炊事员工作一边向每个遇到的人学习识字，在经历了战友的病痛、死亡与别离后，王二最终认识了信上的每个字，背熟了信的内容，也从脊背佝偻的长工成长为姿势挺拔的真正革命者。 《王二的长征》以由《信》《枪》《疼》《路》《手》等单个汉字命名的曲目串联起王二与“文工团”“红米饭”“汉阳造”“大鼻子”“自由颂”“老革命”“反动派”等角色的相遇，并借助王二从家信的字里行间与其他战士交流并获得成长的故事，巧妙地阐明了长征的意义。在表演和调度上，这个以长征为背景展开的故事中没有大场面和具体地理场景，一个横贯整个舞台的转折台阶贯穿全剧，出演角色的21位演员或独唱或合唱或充当布景，一直手持麻袋、步枪等不同道具保持在场状态，通过丰富的调度与排列组合、简明的人物与舞台展现了丰富的象征含义。在音乐上，本剧采用多种乐器现场乐队伴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汉阳造”讲述自己成长经历的《枪》中，“汉阳造”的爹爹反复愤怒而哀伤地对女儿强调“真应该有把自己的枪”，同一曲调在六段不幸的经历中反复铺陈，在电吉他、架子鼓等摇滚乐器的层层加强中直至最高点；女声独唱的韵律高低起伏，带有湖南花鼓戏的民俗色彩，整体音乐风格明显、节奏强烈，充满革命激情。全剧结尾时，众人合唱的《国际歌》突然接续在结局曲《走》之后，高亢激越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在集体故事的表达中一次又一次地升华，在民族乐器与摇滚风格的加持下让人无比震撼和感动。

红色音乐剧的基本特征是造型性，即通过角色、场景、物品等形象的造型再现历史事件和塑造历史角色，来再现历史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与革命觉悟，它的表现性潜藏于各种表演手段综合而成的再现性之中，因此也属于再现性空间艺术。在红色音乐剧的发展进程中，在表现革命主题的基础上以音乐、舞蹈、表演、舞美等综合手段讲述故事，在完成革命精神传承的同时尊重音乐剧的综合形式是非常重要的。

在根据高君宇烈士生平事迹改编的原创叙事体音乐剧《火花》中，高君宇的一生在深沉厚重的回忆基调中展示出来，他作为青年革命者与封建思想的矛盾、与恋人石评梅的情感变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情，在红色历史与现代风格的碰撞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造型艺术的形象以直接性、具象性、视觉性为基本特征，观看者在对艺术形象的凝视中能够产生丰富、生动、隽永的审美感知。舞台上充满强烈的明暗变化与黑白对比，灯光在紧张的情感氛围下打出了丰富的明暗层次，其中的青年学子们一身白衣高唱“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情绪饱满、唱腔热烈奔放，使音乐剧作品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与丰富的表现力，演员的动作表演中充满形式美与生命的灵韵，展现了导演对历史题材的把握，以及对革命烈士的满腔深情。

2019年公演的音乐剧《血色湘江》则以土地革命时期的湘江战役为创作背景，讲述了红34师师长陈树湘为掩护主力部队撤离，率军鏖战到弹尽粮绝，在被捕后断肠明志的悲壮故事。《血色湘江》将桂北民谣、民族大歌、通俗、原生态等多种唱法与交响音乐、多声合唱等西方音乐特色相结合，配合人物对白、重唱、合唱等音乐剧的演绎方式，以现代化的视角对重大历史题材进行了史诗般的处理，完成了一幕充满英雄色彩和悲壮生命感的音乐大剧；剧中的乐曲结合咏叹调、宣叙调等唱法，充满了红色歌曲的婉转与高亢，无论是故事性、画面感、情感表达都无限壮美。红色音乐剧在感官上是视觉与听觉的结合，它以音乐与语言和音响为中介，通过语言或音响的指导，充分调动观众的联想和想象，通过想象去感知故事中的革命精神，依靠情感去体验把握历史事件中的革命精神。

音乐剧《血色三河》讲述南昌起义后客家子弟在共产党领导下回到三河坝筹备与国民党部队决战的故事。这部作品在讲述中国红色历史故事的同时运用了大量客家文化的民族音乐语言，将音乐剧的基本艺术形式与客家山歌紧密结合，形成了颇具独特性的客家民族风韵的舞台表演形式，该剧戏剧架构完整，逻辑清晰，以共产党员谢啸天与国民党特派专员谢怀烈一对兄弟之间的矛盾展开，以小见大，从家庭关系入手，以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多条故事线，最终用人物间的情感纠葛表现出宏大的家国情怀与革命主题。谢怀烈与欧阳朵朵英勇就义时，前景投影了气势磅礴的熊熊大火，二人在火海中为革命壮烈牺牲，这一幕营造了宏伟壮阔、崇高悲怆的悲剧史诗，体现出了中国红色音乐剧独特的精神特征以及美学特质。

（作者系广西科技师范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