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正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一百年前，中国也同样经历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不过那是苦难的中国经历的一场外有帝国主义瓜分、内有封建势力复辟、仁人志士日渐觉醒的以启蒙思想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大变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就是以一百年前的那场大变局为宏阔的历史背景，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活跃于其间的标领着时代进步潮流的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致力于为“跪着的”中国人开启民智的先贤们九死未悔的革命故事，艺术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必然性。对于今日处于“两个一百年”交汇期的中国，电视剧《觉醒年代》所具有的清醒的历史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以至精湛的艺术表达，都值得反思、催人觉醒。正是有这些可贵的历史美学品格，《觉醒年代》堪称是重大历史和革命题材电视剧创作的一部具有史诗性的标志性作品而载入中国电视剧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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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觉醒年代》具有清醒的历史自觉。它首先表现在是以历史史实为镜鉴基础。一部重大历史与革命题材电视剧，如果没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新鲜研究成果，如果没有高超的情节铺排的艺术表现力，纵有缜密的理论以至先进的思想，也断难成为优秀的艺术作品。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历史智慧即揭示历史走向的必然性，是建立在熟稔纷繁复杂的历史史实基础之上的。戊戌变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张勋复辟、出版《新青年》、“一战”胜利、巴黎和会的弱国外交、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等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提倡白话、讨伐孔教“三纲”、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问题与主义、革新与革心、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各种保守、改良、变革思潮在《觉醒年代》中都得到真实而艺术地再现。可以说，《觉醒年代》以历史史实为镜鉴基础的历史自觉，对于时下流行的那股历史虚无主义，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匡正；《觉醒年代》的艺术自觉，对于厌倦了那种脱离历史真实的“架空剧”“玄幻剧”的影视观众，无疑是对历史素养和审美回归的真诚呼唤。

这种清醒的历史自觉，还表现在对探寻历史道路的现实判断力上。历史的真实远比艺术的历史更为丰富、复杂，历史道路选择的必然性远比艺术作品情节人为铺排的偶然性更为艰难、精彩。《觉醒年代》在拥有大量史料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既非是创作者个人喜好的任意裁剪，亦非是对历史的任意解读和重构，更非是将历史作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是融入了先进历史观引领下的现实判断力和正确的原则立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当听到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演讲时，我们无不为选择了谋独立、求解放、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一百年来的历史道路而自信自豪。《觉醒年代》发出的虽是各种保守与激进、强权与公理、辩论与抗争等理论比较、反复实践的历史的“回声”，但其创作旨归足够鲜明，那就是站在今天反思昨天，以清醒的历史思辨、历史自觉，增强人们现实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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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觉醒年代》具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它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科学思辨上。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野蛮与文明之别。电视剧《觉醒年代》对于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前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应有的必要的反思，特别是与孔教“三纲”进行了彻底决裂。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那一场彻底的决裂而抱残守缺、妄自尊大，正如《觉醒年代》所展示的那样，我们必将在孔教“三纲”中对一个十几岁的娃娃继续三呼“万岁”。毋庸讳言，现在一些“宫廷”艺术品依然在充当“辫子军”，宣扬着“家天下”思想，须知中国封建社会“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如果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宗法不可变、文法不可变，何以能唤起民众自强自立的“革新与革心”的意识？深入剧情，我们也会发现， 《甲寅》日趋保守，即使是《新青年》杂志，在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对于语言与文字、语法与文法变革也历经摇摆。正如《觉醒年代》中鲁迅也批评《新青年》“温吞水不够劲”，他说：“其一，你们倡导白话文，自己却用文言文和半文言文写作，犹抱琵琶半遮面；其二，提倡白话文，根本是要有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用白话写小说是普及白话文最好的形式，而恰恰你们没有这方面的作品；其三，最重要的，你们口口声声讨伐孔教‘三纲’，但讲的全是些大道理，认识也不深刻，没有形象思维的作品，是根本不可能触及人们的灵魂。”同样可以想见，如果在一百年前，在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境况中，民众绝大多数不识字，如果死守黄侃之流的文言文法，“德先生” （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来不了中国，大道理也进不了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头脑，要启迪民智断无可能，要让包括长辛店的工人们在内的普通中国人也被号召起来为“还我山东”“还我青岛”而斗争更无可能。

这种坚定的文化自信，还表现在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的坚守。深入《觉醒年代》剧情，对于新文化运动有着这样的历史逻辑：不提倡白话文，民众就难以迅速获得基本的识字阅读技能，就更难以接受“民主”与“科学”等先进文化，进而只有一种可能，朝廷以至北洋政府继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失去青岛继而失去整个山东、国将不国，而百姓要么目不识丁、民智难启，要么噤若寒蝉不谈国事，要么认为“国家是朝廷的国家，干我何事”。如此循环往复，始终沉沦于愚昧。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历史逻辑的起点。而这，又辩证证明了新文化运动并非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抛弃，而是一种扬弃，那就是坚守了正如《觉醒年代》所诠释的优秀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家国情怀。剧中“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呐喊，屈武血溅总统府、易白沙蹈海自沉的壮举，不正是三闾大夫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现实写照吗？“劳工最有用、最贵重”难道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民贵君轻”思想的现实呼应吗？因此，《觉醒年代》保持了清醒的文化自信，正如陈独秀在回答共产国际马林时说：“说我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那是讹传。我八岁随祖父熟读四书五经，十八岁中得院试秀才第一名。这些我都烂熟于心、挥之不去。”可以说，电视剧《觉醒年代》艺术再现的新文化运动始终行进在文化自信的轨道上。剧中北大学生“自强不息”的强国思想，长辛店工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陈延年、陈乔年“舍生取义”的人生追求，陈独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做新民”的革故鼎新的创新思想，工读互助社“扶危济困”的共产互助等等，都是日用不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那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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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觉醒年代》还具有精湛的艺术表达。这首先表现在故事的流畅性上。剧中就世界大势来说，涉及到美英法意日俄等国际关系；就国内情势来说，既有顽固不化的保皇党、又有摇摆不定的改良派、还有坚定的革命派。总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各种主义在这样的宏阔历史背景中错综复杂又相摩相荡。但《觉醒年代》的主创者们具有高超的驾驭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的能力，既能将惊心动魄的长篇奇伟故事铺排得如此流畅，又能刚柔相济在具体情节细节上感人至深。比如，在日本落魄的陈独秀遭到留日学生的围攻令人心生疑窦，其实这只是伏脉千里的起点，与之相呼应的情节是，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发起新文化运动、主编《新青年》后，又被人污蔑曾在日本做过汉奸，间接导致了陈独秀出走上海，其实这都是后来被北大开除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林纾的学生张丰载同一人所为。也正是这个张丰载，在“辫子军”进入北京时头戴“马尾辫”勇当“带路党”，而在林纾要他撤回影射蔡元培的讽刺小说《妖梦》时阳奉阴违，竟然谎称已经撤回，待小说出版后又将责任推给出版社，被林纾逐出师门“永不相见”。再如，当陈独秀从日本回来后，汪孟邹等好友为他接风，陈乔年、陈延年为“报复”父亲的“不孝”，在硬菜“黄牛蹄”的荷叶中裹上癞蛤蟆“献给”父亲，让陈独秀当众出丑。这样的情节细节，也仅仅是为后来故事做好铺垫：当陈独秀在雨夜里背着被军警打伤昏迷的陈乔年送去医院时，跌倒了再站起来，再跌倒再站起来，一个革命家坚定的性格和舐犊之情令观众直堪喷泪。以至陈独秀出狱后，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好友为他举行出狱“诗会”时，陈乔年两兄弟亲手做了一道“黄牛蹄”献给父亲，二人紧紧相拥，乔年叫一声“爸”，父子二人积怨全消。如此等等草蛇灰线地铺排，使得《觉醒年代》线索清晰、结构紧凑、悬念迭生，钳制住观众的审美神经，激发了观众强烈的收视热情。

这种精湛的艺术表达，还表现在人物设置和性格塑造上。作为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人物设置，必须科学、客观。而如何表现人物的历史功绩，又集中体现着主创者的历史观。《觉醒年代》中的历史可谓风云际会，主创者在该剧中“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如此人物设置，并未有失公允地落入一些革命题材的窠臼，即慑于后来成为革命领袖的英名而将历史功绩此消彼长继或等量齐观。《觉醒年代》 “说一人肖似一人”，人物性格鲜明，陈独秀的执着与坚守、李大钊的慷慨与侠义、胡适的温良与隐忍、蔡元培的兼容与圆通、陈延年的固执与英勇等等。例如，面对胡适主张将北京大学迁往上海，陈独秀怒目圆睁毫不留情：“你这是吹灯拔蜡，这不是学生的越俎代庖，而是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高于一切，主次轻重不能混淆”。而面对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通过资助长辛店工人，在社会实践中与胡适据理力争更见睿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共同的运动就必须要有共同的主义作为准则”，“将主义当材料与工具，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实际问题。”三人性格各异、选择不同，各自坚持真理矢志不渝，而三人的友谊更是真实不虚。“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把握得恰到妙处。

这种精湛的艺术表达，还表现在情节设计的机趣上。电视剧是塑造人的艺术，也是讲故事的艺术。如果没有故事的传奇性，尤其是如《觉醒年代》这样揭示历史规律的电视剧，是很容易陷入“席勒式”的“时代传声筒”的语言对白中的。《觉醒年代》能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也在于创作者的情节设计的艺术感染力上。例如，李大钊答应刚来北京的孩子吃涮羊肉，但学生来借钱又全部慷慨相助，只能哄孩子说“不吃肉，吃肉塞牙”，但知道李大钊慷慨好施常常断炊的蔡元培此时命人送钱来时，李大钊的孩子说：“爸爸，其实我吃肉不塞牙”，李大钊也说：“爸爸吃肉也不塞牙”……李大钊侠义之士又父子情深的形象，跃然荧屏。又如，陈独秀在天桥新世纪游艺场撒传单，主创者们将剧场内演出的剧目选为《挑滑车》，“高宠”的唱词就是陈独秀侠义肝胆的真实写照：“怒冲霄，哪怕他兵来到，杀他个血染荒郊。单枪匹马，把贼剿，俺定要威风抖擞把贼扫……”再如，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