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饭圈”乱象和艺人违法失德失范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也促迫我们更多地聚焦和反思粉丝群体及其文化。反观几个“顶流偶像”轰然崩塌，“饭圈”乱象集中凸显，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其实沉疴已久，暴露出的参与式文化的异化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参与式文化的话语权生成

狭义的“参与式文化”的概念由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提出。作为产生于粉丝社群的亚文化，参与式文化天然地带有社交性、平等性、共享性乃至民主性的特征，通过对流行文化的挪用、改写和再创造，参与式文化可以使媒介消费者一跃而成为媒介生产者。参与式文化概念的提出显然受益于霍尔和费斯克，当然，霍尔所说的对抗式解码和费斯克提到的借助“生产者性文本”进行意义再生产，受众的能动性参与还主要停留在对固有的、处于完成时态的文本解读，不会对文化生成产生太多影响。网络社交媒体则突破大众传播媒介集中化、自上而下的局限，进一步加深了受众对于文化生产的参与性，可以让受众实现“我说了算”的权利，这是大众在消解文化权威/对抗文化工业时夺得话语权利的表征。

从读者来信、听众热线到短信投票、网络投票，尤其到《青春有你》等偶像养成类节目粉丝有组织地集资打投，在中国流行文化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大众参与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间，可以称得上实现里程碑式跨越的非《超级女声》莫属，与其“远亲”英国的《流行偶像》和美国的《美国偶像》等偶像选秀节目一样，《超级女声》天生带有极强的大众参与性，所以在滥觞之时便以“风暴之势”将大众卷入到偶像诞生的过程中。彼时，“玉米”（李宇春粉丝）、“凉粉”（张靓颖粉丝）、“盒饭”（何洁粉丝）们各自为营，以“草根惜草根”的热情掀起了参与短信投票的热潮。如果说《超级女声》等节目的受众参与尚处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早期，粉丝们只能通过短信参与些许互动，还无法与专业评委相比行使权力，那么在近年来互联网及新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中，粉丝们获得的话语权利已然今非昔比。

2018年爱奇艺推出偶像养成类节目《偶像练习生》，同年，腾讯视频也紧随其后推出同类节目《创造101》，开启了所谓的“中国养成系偶像选秀元年”，并掀起了现象级的话题热度，与“超女”“快男”等早期选秀类节目相比，偶像养成被推向了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利用新媒体的社交化优势，节目制作方和赞助商探索出的新型商业模式赋予粉丝更大的“自由”和“权利”，“全民制作人”成为粉丝们的专属“雅号”，粉丝在节目赛程设置的各个环节拥有了更加便捷和多元的参与方式。通过直播、平台加更、频道专享等方式，节目制作方让粉丝全程参与进来，时刻陪伴偶像成长。如《创造营2021》节目制作方推出“宿舍日记” “练习室日记”和系列直播等衍生节目，并通过加设会员专享等标签，吸引粉丝进行会员充值，加固粉丝黏性。而在一些隐藏规则下，粉丝还可以通过进一步消费为偶像“发电”助力，让自己的偶像增加出镜机会或广告机会。许多自诩“妈妈粉”“姐姐粉”的粉丝们相信，只要他们持续不断地关注和支持，自己的偶像就能顺利地诞生。此时，偶像的诞生与粉丝的参与已经须臾不离地捆绑在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参与胜负抉择、把控事态走向的粉丝无疑获得至高的话语权。

参与式文化的话语霸权与文化异化

粉丝由相对独立的个体融入聚集型的社区群体往往可以产生无穷的力量，粉丝群体的组织性和生产性超越常人的想象。在“职粉”（职业的粉丝组织者）和“粉头”（粉丝组织的带头人）等组织力量的参与下各粉丝团体形成后援会，后援会时常组织各种线上或线下活动，如数据打榜、广告宣传、集资募捐、文本生产等等，原本作为消费者的粉丝转身兼做起了推广者和生产者，与节目制作者和明星经纪公司等一起参与着各项数据指标的运作。

当数据流量支撑起明星的热度和商业价值时，偶像有没有足够多的代表作品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为明星树立一个完美的“人设”，然后为其经营出漂亮的数据和超高的话题即可。粉丝们为了使自己的偶像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名副其实的“顶流”，常常会将所有的竞争者或者危及到偶像“人设”的人理所当然地视为敌对力量，所以便出现了中央网信办“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活动所列举的互撕谩骂、拉踩引战、挑动对立、侮辱诽谤、造谣攻击等行为。因为此时的“饭圈”已不满足于自己的偶像自己爱了，还要试图保证自己的偶像别人也不能损、自己的偶像要比别人的偶像强，显露出“只有我说了算”的话语独断。

而这种话语独断可以通过另一个流行术语“控评”得以佐证。“控评”即操控评论，通常指在一些提及艺人新闻的微博下面，该艺人的“饭圈”会迅速出动对评论进行控场，对有利于自己偶像的评论进行点赞回复使其成为热评，对负面评论则进行举报或置之不理，避免使其出现在评论的前列，以此引导评论的走向，维护偶像的“人设”。“控评”是一种典型的“只有我说了算”的话语霸权。2016年网名为“小g娜”的女生曾爆料吴某凡私生活混乱，但在当事男星“饭圈”及其背后经纪公司和资本力量的“控评”之下，舆论便迅速出现了一边倒的局势，就连一些明星和编剧也纷纷力挺吴某凡，将爆料女子指责成一个“想红想疯了”而“碰瓷”吴某凡的人。于是，在不需要索要更多证据，更不愿意做出丝毫质疑的情形下，粉丝们口风一致地压倒了危及偶像“人设”的异己者。直至都美竹以大量的证据爆料再次将吴某凡推向风口浪尖时，忠实的粉丝们仍然还在想着“控评”，故技重施地以群攻爆料者等方式试图挽回局面。

粉丝在生产数据、制造流量、控制评论等方面已深度参与到偶像产业中不能自拔，时常以为自己拥有可以左右舆论的力量，深信“饭圈出征寸草不生”，以至于吴某凡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居然还有其粉丝组织“救援群”“探监大队”等，甚至在某些平台上发出“为偶像劫狱”的极端言论。沉迷其中的他们或许还全然未意识到，自己的偶像崩塌后资本已迅速抽身而丢下“奋战”的他们。更可悲的是，这些粉丝们没有意识到一路走向极端的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将参与式文化完全异化，以非理性和扭曲的价值追求形成一股毒流，影响和伤害着青少年群体的成长，也严重危害着文化文艺风气和社会文明风尚。

回归参与式文化守正之道

粉丝参与式文化使原子化的个人聚集成社群，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公众力量。通过沟通、共享与创造，参与者的集体智慧得以发挥，对于拓展文化的多样性，乃至推动大众文化的革新与发展都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作为亚文化形态的粉丝参与式文化，往往天然携带着依附性和抵抗性的基因，如果能恰当处理这些问题，参与式文化或许就不会偏离正道了。

依附性是参与式文化的根基，所谓“参与”就是一种积极的介入，因此首先必须具有一个被参与/介入的对象供参与式文化根植其中，而对象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为参与式文化设定了“议程”。因此，为了保障参与式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其所参与的大众文化必须是健康的。如果其参与的文化在传递一夜成名、拜金炫富或无底线的娱乐等价值观念，那么参与式文化也必然会被引向这些话题领域里，受众或甘之若饴沉溺其中，或顶礼膜拜心生向往，即便在品头论足中偶有批判也难以跳脱这种庸俗文化的框架。反之，如果其参与的文化传递出积极正向的价值，那么参与式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也必将被熏陶出向上的力量。因此，整治“饭圈”文化，应该从根本上治理这种参与式文化所产生的文化土壤，维护健康的文化生态，不能被“饭圈”的表象所惑。此外，参与式文化在依托于大众文化的同时，应该避免依附于文化产业背后的资本，不能处处受其绑架，否则参与式文化必将与社会价值期待反向而行，丧失掉自身的位置和属性。

抵抗性是参与式文化的一种内在特性，参与式文化是以展现其对文化权威的消解与抵抗，摆脱大众商业文化的控制为底色的，这一点在霍尔的对抗式解码和费斯克的生产者性文本理论，以及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理论中都有体现。参与式文化往往通过对大众流行文化的改写和挪用，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另类的、小众的文化，在抵抗中标识自己独特的存在，无论是当年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还是网络空间中司空见惯的戏仿与恶搞莫不如此。但抵抗不是对抗，前者往往还有很多文化协商的空间，标识个性也不是唯我独尊，前者不会将异己的事物铲除而后快，如果抵抗变成对抗和排除异己，参与式文化的霸权与其所抵抗的大众文化工业相比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明星打榜时的攻击引战之风，为各自偶像出征时的互撕谩骂，甚至完全从自己的喜好出发绑架自己的偶像等，这些弥散于网络社群中的对抗戾气和话语霸权若不纠正，必将参与式文化推向非理性的深渊。

为了使粉丝参与式文化不偏离正道，相关部门已采用多种手段对粉丝参与式文化的乱象进行规约和治理，如中央网信办的“清朗”行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网络综艺节目的专项排查，以及中央网信办近期又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等。从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严管明星经纪公司、强化节目设置管理等规定可见，一个方向性的治理原则已经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对平台和资本采取更严格的制度约束，这对于纠正粉丝的疯狂行为无疑可以起到拔本塞源的作用，为粉丝参与式文化的良性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当然，与行政治理双管齐下的应该是文化治理和引导，对于网络社群和粉丝行为的规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化的工程，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批判不良的粉丝文化，还需要旗帜鲜明地倡导积极向上的大众文化，阻绝盲目的偶像崇拜，彰显正面的榜样力量，相信在制度规约与文化引导的作用下，粉丝参与式文化在不久的将来定能走上更健康的发展道路。

（作者肖帅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张琳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